寧津生（1932年— ）

寧津生，1932年出生于天津。1956年畢業(yè)于同濟大學測量系工程測量專業(yè)，畢業(yè)后即任教于武漢測量制圖學院（后更名為武漢測繪科技大學，2000年與原武漢大學、武漢水利電力大學等一起組建新的武漢大學）。曾任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副校長、校長，教育部高等學校測繪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中國測繪學會測繪教育工作委員會主任。199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土木、水利與建筑工程學部院士。寧津生從事大地測量領域的研究60余年，在大地水準面、地球重力場模型、國家天文重力水準網等方面成果顯著，被譽為“大地之星”。

■周耀林 覃雙 周玉萱

求學同濟，巧入測繪

1932年，寧津生出生于天津，父母用出生地給他取名為“津生”。生于亂世，無情的戰(zhàn)火使他的求學之路充滿了坎坷，他隨父母先后輾轉于安徽桐城，湖北江陵，四川豐都、合川，揚州等地求學。動蕩不安的局面和顛沛流離的生活并沒有擾亂他對學習的熱情和對知識的渴求，1951年他在安徽萃文中學圓滿完成了他的高中學業(yè)。

深受中學化學老師的熏陶，寧津生對化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51年報考大學時，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化工系，并以優(yōu)異的成績被該校錄取。但由于哈爾濱離家太遠，當時的交通十分不便，寧津生最終沒能說服家人同意他遠赴北國求學。這一次妥協或多或少給他帶來了痛苦，但并沒有打消他對大學生活的向往，勤勉努力的步伐并未因此中斷，他選擇了在家中溫習功課，準備來年的高考。

機遇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同年夏天，寧津生在學習的間隙翻閱上海《解放日報》時，偶然發(fā)現了同濟大學測量系補招生考試的消息。飽嘗失學痛苦的他，決定緊緊抓住這次機會。恰好他有同學在上海，于是，寧津生只身赴滬投奔同學參加了同濟大學補招生考試，最終成功被錄取進入同濟大學測量系學習，開始了他與測繪學、與大地測量密不可分的一生。

時任同濟大學校委會主任（即校長）的夏堅白教授和測量系主任葉雪安教授等一批學者都是我國測繪界著名的教授，他們帶領的也都是有崇高理想和使命感的一群年輕人。這樣的環(huán)境讓寧津生如魚得水，他如饑似渴地一頭扎進測繪學習的海洋中。大學期間，表現優(yōu)異的寧津生被選派到北京俄語專科學校留蘇預備班學習俄語。然而，命運弄人，正當他學習期滿、滿懷信心準備出國深造的時候，卻被告知由于家庭出身問題，他不能留蘇學習。這時候，他又先后選擇了清華大學、哈爾濱軍工大學準備深造，但是因為專業(yè)原因或者政治原因再次被拒絕了。就這樣，1953年9月，屢次碰壁的寧津生只好又回到了同濟大學測量系繼續(xù)學習。

雖然出去深造的愿望落空了，但這番波折并沒有消磨寧津生的意志，反而促使他更加發(fā)憤圖強、孜孜不倦地學習。由于表現突出，他在學校里先后擔任了系團總支書、校學生會宣傳部長等職務。1956年，在龔謹教授的精心指導下，寧津生結合建國初期上海市城市測量實際，完成了畢業(yè)設計《關于上海緊密水準網的設計》。他還和同學們制成了重力改正及地形影響垂線偏差改正透明模板、大地測量目鏡測微器、光學經緯儀測微器和大地測量覘標等教具，作為獻給母校的禮物。至此，寧津生的大學生涯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入職武測，結緣大地測量

1955年6月，國務院決定對全國高等學校的分布和發(fā)展進行適當調整，以逐步改變高等學校過于集中于少數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的狀況。為了適應新建工業(yè)基地分布狀況和國防形勢的要求，武漢測量制圖學院被列入建設日程。1956年8月，經過了一年多的籌備和建設，武漢測量制圖學院成立，會聚了來自同濟大學、天津大學、青島工學院、華南工學院、南京工學院的師生員工。由于建校初期需要大量的專業(yè)教師，剛剛畢業(yè)的寧津生響應祖國的號召，和同班同學們一起追隨夏堅白教授、葉雪安教授的腳步，毅然離開大上海，來到了武漢珞珈山南麓這片百廢待興、充滿希望的土地上，成為武漢測量制圖學院最年輕的一批助教。

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的同時也會為你打開一扇窗。雖然由于家庭出身問題，寧津生沒有能夠赴蘇留學，但他在北京俄語專科學校的學習并沒有白費，反而為他日后的工作研究創(chuàng)造了便利條件。武漢測量制圖學院建校伊始，恰逢中蘇關系友好盛期，蘇聯為我國的測繪事業(yè)建設發(fā)展提供技術上的支持。20世紀50年代末期，蘇聯相繼派出多名專家到武漢測量制圖學院進行指導、講學，具有一年俄語基礎的寧津生成為較早地接觸蘇聯測繪科技技術的人之一。在國際測繪界有著重要影響的蘇聯專家布洛瓦爾來學校講學時，寧津生被安排給其做專業(yè)翻譯。

布洛瓦爾不懂漢語，他所從事的地球重力場研究對于寧津生而言也是一個陌生的領域，所以做好翻譯并非易事。每一次上課前，寧津生都要去布洛瓦爾的住處，聽他先講一遍課程內容，然后將其翻譯成中文，并用俄語復述一遍給布洛瓦爾聽，在得到布洛瓦爾的肯定后才在課堂上翻譯。因此，對于布洛瓦爾的學術理論和見解，寧津生幾乎都是最早知道的，并且在來回的翻譯和校準中，進一步加深了理解。正是在為布洛瓦爾做翻譯期間，寧津生發(fā)現了地球重力場研究的重要性，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萌發(fā)了在這個領域繼續(xù)深入研究的念頭。

正當寧津生滿懷熱情準備在地球重力場領域大展拳腳的時候，1960年中蘇關系公開破裂，蘇聯單方面撕毀條約，并召回了全部在華專家。布洛瓦爾臨走之前，將他的資料和書籍留給了寧津生，希望他能在這個領域繼續(xù)堅持下去。

就這樣，寧津生踏上了新的人生轉折點，從此便走上了地球重力場的研究道路。誰也沒想到，這個當初一心想去生產單位工作、從沒想過走上科研之路的年輕人，會成為我國大地測量領域首屈一指的專家。

情系科研，勇攀高峰

早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寧津生就參與了國家測繪總局建立“57國家基本重力網”的工作，開始了物理大地測量的理論研究和生產實踐工作。1959年，寧津生與管澤霖針對布洛瓦爾設計的《中國天文重力水準網布設方案》，在《測量制圖學報》上發(fā)表了《對中國重力測量布置的意見》一文，提出了自己的學術建議和修改意見，得到了時任國家測繪局總工程師陳永齡的高度贊揚。此后，他又針對地球形狀在實際測量中的應用，推求我國高精度天文大地網的整體水平差所需求的高程異常，建立我國天文重力水準的理論、方法和精度。他的研究成果完善了當時由蘇聯專家為我國設計的天文重力水準布設方案，部分成果還被收入修訂后的《天文重力水準測量細則》。

在整風運動中，寧津生被打為“中右分子”，“文革”期間他又被剝奪了工作權利，發(fā)配到食堂進行勞動改造。面對這場政治風暴，寧津生深感無力，但一個學者的良知使他沒有辦法割舍自己的學習和研究，他堅信春天終會到來，為此，他一直為國家的復興時刻準備著。白天他和大家一起在食堂接受再教育，晚上則一個人關起門來悄悄搞研究。為了能進行實驗，他主動要求去實驗大樓做衛(wèi)生，夜深人靜的時候他便在自制的煤油燈下專心實驗。但是，透過墻壁的縫隙，煤油燈漏出的光亮還是被人發(fā)覺。一頓狠批之后，寧津生被關進了牛棚。

最為可怕的并不是無止盡的批斗和教育，而是失去了看書學習的機會。在關進牛棚后，寧津生將清理書籍過程中發(fā)現的幾本關于重力學的俄文書悄悄揣在身上。為了避免再次被人發(fā)現，他將毛澤東選集的封面拆下來，包裹在這幾本書的外面作為封皮。這樣，他不僅找到了可以繼續(xù)學習大地測量的途徑，也有了思考的時間和空間。

1973年，在夏堅白教授等人的努力和奔波下，“文革”期間被撤銷的武漢測量制圖學院得以重建。1974年，寧津生回到重建的武漢測量制圖學院大地系。從牛棚出來，他渾身充滿了熱情和力量。同年，他參加了國家科研項目“應用重力資料推求高程異常和垂線偏差的精度估計”，為確保我國大地原點的地心坐標及橢球定位提供了科學依據。此后，他又參加了求定珠穆朗瑪峰高程的計算等研究工作。

1975年，國家開始進行探測我國大地原點的工作，寧津生被委以重任。為完成這個任務，他帶領科技人員赴武漢、鄭州等地，對各地的地形、地質等進行實地考察和綜合分析。當時地球重力場研究的統計理論已引入我國，他在分析過程中率先開展了“利用最小二乘配置確定相對大地水準面的理論和方法”研究，研究成果為確定我國大地水準面、我國大地原點及橢球定位所需要的垂線偏差和大地水準面差距等數據提供了一種新方法。經過一年多的團隊努力，綜合各位專家的意見，我國的大地原點最終被確定在陜西省咸陽市涇陽縣永樂鎮(zhèn)石際寺村境內。

20世紀80年代，寧津生重點研究局部重力場的逼近理論，在構建適合我國具體情況的地球重力場模型、建立我國區(qū)域大地水準面等方面都有他主持和參與的重大研究項目和成果。重力場是地球最重要的物理特性，制約著該行星上及其鄰近空間發(fā)生的眾多物理事件。地球重力場模型是真實重力場的近似表達，在大地測量學、地球物理學、生物學、空間和軍事等領域都有十分重要的應用。當時，國外已經發(fā)表的眾多地球重力場模型均沒有利用我國的重力資料，而我國發(fā)表的模型則因階次太低不能滿足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因此，利用我國境內的實測重力資料計算出能夠更好地表示我國境內重力場的地球重力場模型成為緊迫任務。

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支持下，寧津生帶領他的團隊在1991年成功研制出我國重力場特征WDM-89模型。利用該模型推算的重力場參數精度處于國內領先地位，也比國外同類模型有很大提高。1994年，他主持研究的“地球重力場模型WDM-94”通過國家測繪局鑒定，標志著我國首次推出適應全球且完整到二項式60階次的高階、世界精度最高的地球重力場模型。

此外，寧津生在1991年至1994年間，還相繼主持了國家科委重點科研項目《南沙群島大地定位研究》、國家測繪發(fā)展基金項目《整體大地測量》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大地測量學發(fā)展戰(zhàn)略》等研究。在“九五”其間，他又參與主持國家測繪科技重點項目“全國及省市地區(qū)高精度高分辨率似大地水準面的技術研究及實施應用工程”，該項目榮獲2004年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從重力水準測量到地球重力場，從似大地水準面到衛(wèi)星重力學，寧津生的一生都在為測繪、為大地測量孜孜不倦地燃燒著。

執(zhí)著杏壇，首倡“五院士共上一門課”

與測繪科學研究一樣，教書育人也是寧津生一生所熱愛的事業(yè)。他認為，不管是教學型高校還是研究型高校，其首要任務都是教學，并且要以人才培養(yǎng)為主。

剛進入武測時，盡管寧津生還只是一個助教，但無論是幫助老師準備講義和教具，還是給同學們批改作業(yè)、解答疑難，他都兢兢業(yè)業(yè)、從無怨言。后來，經過層層考核，寧津生終于取得了給學生們上課的資格，走上了講臺，從講師到副教授、教授，即使是當上了院士，他都幾十年如一日，沒有離開過講臺。

地球重力場研究在改革開放后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應用，而在這一領域有杰出貢獻的寧津生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從系工會主任到校工會主任，從副校長到校長，再到測繪教育工作委員會和測繪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寧津生被推到了一個個他從未想過的位置上，也變得更加忙碌。但無論行政工作多忙，寧津生都排除萬難，始終站在教學工作的第一線。他說，他首先是一個教師，然后才是校長，給學生講課是他義不容辭的任務。

寧津生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后，于1996年全國首倡“五院士共上一門課”，得到了劉經南院士、李德仁院士、張祖勛院士、陳俊勇院士的積極響應。1997年，這門由五位院士共同講授的《測繪學概論》在武測校園內開課，來上課的不僅有測繪專業(yè)的學生，還有慕名而來的其他專業(yè)的學生。這門課程通過科普的方法、通俗的語言和多媒體的教學手段，讓剛入校的同學們對測繪學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改變了以往測繪學科不被人了解和接受的窘境，要求從測繪專業(yè)轉出去的學生也越來越少。

《測繪學概論》這門課一講就是幾十年，而寧津生也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為學生們講第一堂課，從未懈怠。他是大地測量的專家，在專業(yè)領域他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在成百上千場的活動中發(fā)表過講話，但他經常講，每次給學生上課前依然感到緊張。這種緊張不是源于知識的淺薄，而是源于他對三尺講臺從未退卻過的熱情和敬畏之情。雖然對測繪知識已爛熟于心，但每次上課前他仍會仔細備課，認真準備講義，上課前還會再溫習一遍。他說，現在的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解決同一個問題的技術或者方法，很可能不久后就被淘汰，被更先進的方法或技術取代。因此，寧津生時刻不忘學習，積極關注學科前沿，并將這些新知識及時補充到課程中，把最新的知識傳授給學生。

現在，寧津生主導的《測繪學概論》課程由6位院士、4位教授共同教授，被大家稱為“最奢侈的基礎課”，并于2016年成功入選國家精品資源課。這種教學模式在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其他學校也開始效仿。2013年，同濟大學移植了這門課程，建立了由寧津生、陳俊勇、李德仁、劉經南、張祖勛、龔健雅、李建成七位院士共同組成的主講團隊。年華已逝，但他所鐘愛的測繪事業(yè)依舊讓他熱淚盈眶，在教育面前他依舊虔誠如初。于是，每年9月，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位風塵仆仆的老人，帶著滿腹學識和翩翩風度，穿梭于武漢大學和同濟大學的校園里，為剛踏入大學校門的測繪學子們送去新學期的“第一課”。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①1959年在浙江麗水進行重力加密測量的人員合影（前排左一為寧津生）。

②1961年寧津生（左一）在進行重力測量。

③1994年寧津生（右三）率團訪問日本。

④2005年，寧津生與學生交流。

潤物無聲，高山仰止

——“寧津生院士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參與有感

■覃雙

網絡上流行用“始于顏值、陷于才華、忠于人品”來表達對偶像明星的喜愛，我想作為一個后輩和學生，我對寧津生院士的崇拜和敬仰大概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始于寧院士在學術界的無上成就和聲名遠播，深于寧院士為我國測繪事業(yè)殫精竭慮、鞠躬盡瘁的精神和其翩翩學者風度。

作為中途參與到采集工程的成員，項目組分給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所有收集來的資料，滿滿一柜子的手稿、論文、著作、照片等。所學雖非測繪專業(yè)，但我對“寧津生”這三個字也絕不陌生，因為每年的9月總能看到關于“武漢大學六院士共上一門課”的相關報道，而這門被大家譽為“最奢侈的基礎課”的首倡者便是寧津生院士。以前都是在電視里、在新聞報道里看到過寧院士，而現在卻有機會來整理一位院士的資料、親自訪談他、了解院士學術成長背后的故事，我的心情是緊張和激動的。

資料整理算是我和寧院士的第一次“間接接觸”，在幾百篇論文、幾十部著作和幾千頁的手稿整理和著錄中，讓我對寧院士不禁肅然起敬。在所有材料中，最珍貴和最有意義的當屬《測繪學概論》這本書的書稿，從手寫稿到打印稿，前后共經歷了數十遍修改。寧津生院士的書法是極好的，他也曾在許多地方有過題詞，因此稿紙上的手寫稿并不難辨認，反而給人一種欣賞的愉悅。后面幾稿仍是手寫稿，但多了許多紅色鋼筆的批注和修改，幾乎每一個措辭、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是在仔細斟酌和反復修改后確定下來的，每一幅插圖應該怎么畫、放在什么位置他都作了詳細的闡述。他是一名院士，學術界的泰斗和前輩，大可不用事必躬親；他是一個老人，在學術界櫛風沐雨幾十年后似乎大可以安享天倫之樂了，但是，他依舊事無巨細地修改書稿，仍然保留著最初的虔誠和熱情，這種學術態(tài)度讓人肅然起敬的同時也令人深思，讓許多年輕的學者汗顏。學術界不是名利場，唯有不忘初心，方能持續(xù)前行。

在對寧津生院士已有資料的全方位搜集和整理后，接下來就是對院士本人的訪談。我們以時間為線索列出了詳細的訪談提綱，希望能在訪談中進一步了解寧院士為我國測繪事業(yè)和測繪教育無私奉獻的一生。

2017年，武漢的春天一如既往地短暫，夏天的氣息在五月就已撲面而來。5月初的這次訪談選在了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一間可以遠眺東湖的會議室里。訪談之前，我們邀請寧院士參觀了我們的采集成果，論文、著作、照片、手稿、證書等資料裝滿了整個柜子，我向他一一作了介紹。寧院士說有些資料他自己都快記不得了，居然在我們這里看到了，對中國科協的這項工作表示了極大的肯定和支持，這讓我們對自己所做的工作深感自豪。他看到自己第一次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項目申請書時，激動地告訴我們：“這是我申請的第一個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當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剛剛成立，我申請的這個項目叫高技術項目，給了我五萬塊錢。”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地感覺到我們所做的事情是值得的。

這一次的訪談我們針對此前資料整理和研究報告寫作中遇到的疑惑進行了補充提問，主要內容還是關于寧津生院士早期的求學和工作經歷。在會議室不太明亮的光線下，周遭的一切都很安靜，寧院士仿佛一位時光使者，穿越上個世紀的戰(zhàn)火與硝煙向我們緩緩走來，坐在對面向我們傾訴那一段遙遠卻又刻骨銘心的歲月。他的語速很慢，我想那大概是一種經過歲月積淀之后的從容，讓人不由得屏氣凝神，與他一同沉湎于過往�；貞浭且患�傷神且勞累的事，因為人并不只善于記住美好。望著對面那位白發(fā)蒼蒼的老人，我似乎能感覺到他眼角的濕潤，不禁思考我們是不是有點兒殘忍了。他在跟我們娓娓道來看似云淡風輕的同時，內心已經把那些日子又重新走過了一遍吧，但他也只是向我們平靜地訴說。他無疑是敬業(yè)的，盡管時光深處的歲月難以拾起，但他仍然對我們的每一個問題都作了誠懇而細致的回答，盡力告訴我們想要知道的一切。

是年10月22日，在寧津生院士生日的當天，我們代表采集小組送去了鮮花和祝福。他仍舊神采奕奕地，穿著那件灰色外套，在近幾年的報道和照片中總是能看到他這件灰色外套，他似乎還是和幾年前一樣的精神抖擻，也一樣的忙碌。眼前這位風塵仆仆的老人剛剛經歷過長途奔波，從同濟大學給本科生們上完課回來，但從他身上看不出任何疲憊，這也許源于他對測繪教育的執(zhí)著和熱愛。

說起剛剛結束的上海之旅，寧院士顯得頗有興致，因為同濟大學的這門由七位院士共同主講的《測繪學概論》正是從武漢大學移植過去的。作為全國聞名的“院士共上一門課”的首倡者，寧院士談到了夏堅白、王之卓等老教授對自己的影響。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剛成立時，武漢測量制圖學院是一個教育型大學，“盡管他們當時夏先生是院長，王先生是航測系（航空攝影測量系）的系主任，他們都給學生上課，給本科生上課”。寧院士回憶道：“而且我們這些年輕的教師必須跟著他們去聽課，幫老師們準備教具，當時這是年輕的助教必須做的事情。”“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老師們潛移默化，給我的印象就是在大學里面你首先就是要教書，做好教育工作。”所以幾十年來寧院士始終以教學為第一要務，當選院士以后，他的首要事情便是邀請其他幾位院士一起為本科生開設基礎課，而且這門課一上就是二十年。

面對現在高校的年輕教師一心專注科研項目和論文、忽視教學工作的現狀，寧津生院士表示了深深的擔憂，他說這樣會把高校的教學拖垮，這對中國高等教育來說是很危險的。在他看來，如果高校的教學工作沒有做好，不能培養(yǎng)出高質量的本科生，這個高校其實是失敗的。耄耋之年，他仍在為他熱愛的測繪事業(yè)勞苦奔波，仍然為我國的測繪教育嘔心瀝血，無論是一個學者的良知還是一位先行者的責任感都無不讓人為之動容。

每一次的采訪和接觸，對我來說并不僅僅是一個資料采集的過程，而更多的是一種學習的過程。寧院士對事業(yè)的熱愛、對學術的執(zhí)著、對教學的堅守，無一不讓人欽佩，也讓人反思和提升自己。正如2016年第二屆“感動測繪人物”組委會給他的頒獎詞說的那樣：“地球重力場，天地大舞臺。滿腹經綸，國之棟梁。一生相許，矢志不渝。”偉大的人生從來頂天立地，值得我們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