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牛踩著一雙白色球鞋，高出鞋口的黑襪腰顯眼地裹著半條小腿，加上九分牛仔褲，1米6的身高被墜得更矮了。

打工詩人郭金牛

在深圳漂了25年，居住在龍華新區(qū)城中村30平米的出租房里，他不說，沒人知道他是個詩人。大多時候，他是社區(qū)流動人口和出租屋綜管所的臨時工。

“我就是那個寫詩的農(nóng)民工郭金牛。”網(wǎng)絡(luò)論壇上的自我介紹，讓兩個身份一拍即合。

詩人郭金牛寫了一首《紙上還鄉(xiāng)》，357個漢字被翻譯成捷克語、德語、英語、荷蘭語，傳至海外。

5年前，在網(wǎng)吧里敲下那首小詩時，郭金牛沒想到后來的事——詩歌獲獎，荷蘭鹿特丹國際詩歌節(jié)主席巴斯給他頒獎，詩人楊煉在捷克國際書展上朗讀他的詩。聲名大噪，以往的作品結(jié)集成冊，印成了鉛字。

聲名之外，當(dāng)人們浪漫地以為文學(xué)能改變底層勞動者的命運時，他“朝九晚六”地打著那份臨時工，綜管辦的文書工作才是他必須保住的飯碗。郭金牛吞下眼前那碗5塊5的餛飩，吐出句“命運是個什么鬼？”

“寫詩和我吃飯、喝水、撒尿一樣，是種需要。”他是上世紀(jì)90年代深圳在改革開放的宏大敘事中的一個小人物，但他說他經(jīng)歷過，他要記錄，記錄了，要表達，“就這么簡單。”

如同20年前，他血氣方剛，幫女工友討要工資，揍了霸道的段長。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紀(jì)，不過把拳頭換成了詩。

“臨時工”

在外省干活，得把鄉(xiāng)音改成湖北普通話，多數(shù)時，別人說話，我沉默，只需使出吃奶的力氣……這是我們的江湖，一間工棚，猶似瘦西籬，住著七個省。——《在外省干活》

7月31日早上8點45分，離上班打卡還差15分鐘，郭金牛抬腿騎上一輛粗輪山地車。周一是每星期上班最忙的一天，有一堆流動人口登記的報表等著他匯總。

他那身淡藍上衣、藏藍褲子的工作服和警察的衣服很像，胸前也有一串號碼，袖子上“網(wǎng)格管理”的字樣讓人好奇。在外面吃午飯，被人問是不是公務(wù)員，他扒拉了一口飯回應(yīng)，“臨時工。”

大約用了三年時間，郭金牛把自己從那個“知名詩人”的光環(huán)里抽離出來，回到他20多年的“打工仔”身份里，打卡上班，閑下來的時候繼續(xù)寫詩。

今年上半年，他寫了6組詩，貼在他的博客和常去逛的詩歌論壇里，91個人閱讀，6個人打賞了虛擬貨幣。

單位里一個小年輕說，“知道他是個詩人，電視臺都來采訪了。但沒怎么看過他的詩。”說完，小年輕又忙起案頭的工作。

郭金牛最風(fēng)光的是2012年獲獎之后那兩年，他出國參加詩歌節(jié)，出席媒體、作協(xié)、文聯(lián)、大學(xué)里的各種活動。

“剛開始被請來請去，見的都是文學(xué)圈子里的名人，當(dāng)然高興，人啰，誰還沒點小虛榮。”可一回到單位的辦公桌前，現(xiàn)實就朝他涌來。

參加活動，總得和單位請假。去年到天津領(lǐng)獎，一來一回花了一星期。郭金牛那個月工資卡上，因此少了1000塊錢。3000多塊的月工資少了1/3，這意味著房租的一半沒了。

“我這個詩人也沒那么了不起。”他心想，單位一個蘿卜一個坑，你走了，別人就得頂上。臨時工郭金牛擔(dān)心，請假多了挨同事埋怨，惹領(lǐng)導(dǎo)討厭。人家“君子之腹”不表現(xiàn)在臉上，但他的“小人之心”得心里有數(shù)，“寫詩是愛好，上班是飯碗。”

再說，成名后的郭金牛在一些場面上也不自在。他不擅長記官職頭銜，作協(xié)、文聯(lián)的領(lǐng)導(dǎo)他認不全，不知道該和誰打招呼；趕上飯局，和這個人碰杯，和那個人沒碰，他怕人家說他“出名了瞧不起人”，為此苦惱了好久，“干脆不參加，誰也不得罪。”

還是萬眾生活村讓郭金牛感到最自在，這條1公里的小街是他住了10多年的城中村。小街上散布著賣菜攤、電扇嗡嗡的小飯館和掛著霓虹燈的網(wǎng)吧，塵土飛揚。

下了班，回到30平米的小家里，吃完飯，郭金牛聽兩個孩子朗讀課本。

有時候孩子讀英文，他聽不懂，但硬要他們讀出來。孩子們作業(yè)里的數(shù)理化，早就超出這個上世紀(jì)80年代中專生的輔導(dǎo)范圍，朗讀就成了他關(guān)心孩子學(xué)習(xí)的方式。

要是老鄉(xiāng)來了，郭金牛就請他們下館子，“吃吃飯、吹牛牛、打打牌。”

閑下來，在老婆開的網(wǎng)吧里逛逛詩歌論壇，情緒上來就寫詩；沒什么可寫的時候打游戲。53歲的他眼睛有點老花，手機游戲他不愛，有段時間，他癡迷網(wǎng)絡(luò)游戲《傳奇》，一玩一下午。

出名

少年，某個凌晨，從一樓數(shù)到十三樓，數(shù)完就到了樓頂……這是半年之中的第十三跳，之前，那十二個名字，微塵。——《紙上還鄉(xiāng)》

妻子的網(wǎng)吧里有20多臺機器，人不多，生意不景氣，有一臺電腦是郭金牛的專屬�！都埳线�鄉(xiāng)》就是在網(wǎng)吧寫的。

妻子不干涉他寫詩，“他寫詩和我無關(guān)，他的工資倒是和我有一點點關(guān)系。”老郭嘖嘖地說，“我老婆都像個詩人。”

2012年8月，在液晶屏上，郭金牛敲下了那357個字。那年深圳的天氣和今年一樣燥，太陽烤得地面發(fā)燙。大約是個午后，郭金�；�了10分鐘把字敲完，詩的開頭是一個從13樓跳下的少年。

他承認，他寫的是富士康跳樓事件。那時距離“富士康的第十三跳”早就過去兩年。他想不起來是什么觸動了他，寫的時候，只記得以前從網(wǎng)上看到的一張抓拍照片：兩個正對的高樓，同時有兩個人落下來，兩個黑點定格在空中。

媒體用數(shù)字記錄發(fā)生在富士康的跳樓事件，那張照片有個新名字——雙人跳。

富士康的一處園區(qū)，離郭金牛居住的地方不到4公里。他總記得傍晚時分，跳樓事件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

“好像不是人命，就是一個個數(shù)字。”后來，郭金牛也不以為奇了，該吃吃該喝喝，只是那兩個小黑點沉在心里，直到兩年后突然爆發(fā)。

他在詩里寫下，“紙上還鄉(xiāng)的好兄弟，除了米，你的未婚妻，很少有人提及你在這棟樓的701，占過一個床位，吃過東莞米粉。”

2012年，郭金牛的作品被著名詩人楊煉注意。當(dāng)年7月，北京文藝網(wǎng)正舉辦一個國際華文詩歌獎?wù)魍�，郭金牛注冊了賬號，開始在論壇里寫詩，給自己取名“沖動的鉆石”。

首次發(fā)的詩組名為《虛構(gòu)中的許》。“月亮離開了蒹葭，月亮離開了白露，月亮離開了湖北省，它走了一千多公里。唉，鏡中的許白露，畫中的許蒹葭，沒有生下湖北人的后代。”

“有我最喜歡的頹廢憂傷之美。”當(dāng)看到楊煉評論的從消息通知里蹦出來時，郭金牛吃了一驚，這位旅居英國的詩人在他心里絕對算得上“頂級大師”。

劇情扶搖直上，在楊煉和詩評家秦曉宇的推薦下，《紙上還鄉(xiāng)》參加了2013年第四十四屆鹿特丹國際詩歌節(jié)。

“沖動的鉆石”成了媒體報道中的打工詩人郭金牛，像一種符號被人們討論。他不在乎這種標(biāo)簽，“你要寫就寫，我本來就是農(nóng)民工，別人怎么定義，與我無關(guān)。”

“他的詩，讀著疼”

張。一個四川女子，與我一起，一手拿著米粉，一手拿著工卡，在春天的減法中，奔跑。——《秋天的加法，春天的減法》

成名后，郭金牛老家湖北黃岡浠水縣的文化部門請他回去參加活動，鎮(zhèn)上一個干部不敢相信，當(dāng)初在村里和人打架的小青年成了鹿特丹詩歌節(jié)上的詩人。

去鹿特丹，郭金牛比他的詩歌晚了兩年。2015年6月，他受邀參加第46屆鹿特丹國際詩歌節(jié)。那是一場文學(xué)盛會，諾貝爾文學(xué)獎獲得者聶魯達、帕斯都曾去過，北島、楊煉也受邀參加過，“我居然也去了。”越想越神奇。

在阿姆斯特丹機場落地，給家里報平安的電話怎么都打不通，第一次出國的郭金牛不知道要開通國際漫游。

走在干凈的鹿特丹大街上，人少，公交車上也只有五六個人。“那可是早上8點，在深圳正是工廠里的人烏泱烏泱進廠的時候。”

鹿特丹烏泱烏泱的人都涌到了詩歌節(jié)舉辦的劇院里。在臺上，他用湖北普通話像小學(xué)生讀課文一樣，朗誦了他的《羅租村往事》和《木工部的性敘事》，大屏幕上跳出的英文和荷蘭文翻譯著他的詩，“我以為沒什么人會來，結(jié)果場場爆滿，這個國家的人真有意思。”

郭金牛的詩里有近乎白描的圖景，書寫時愛用數(shù)字。工地上的氣溫“比我的體溫高3 ”；一碗素食東莞米粉剛夠填飽一個湖北人的胃，“保持404大卡能量。”

他的詩里有在外省打工的“堂哥、伯父”和望斷漢水的“母親”，還有深圳打工仔們一讀就知道的地方，寶安區(qū)、石巖鎮(zhèn)、羅租村和通往工業(yè)區(qū)的662大巴車。

這些意象讀起來就像發(fā)生在自己身上一樣真實。楊煉說，讀郭金牛的詩時，會看見一部紀(jì)錄片的開頭，《龐大的單數(shù)》就有一幅圖像，“昏暗中，黑壓壓的人群，每個有個人形，卻模模糊糊辨認不出面孔，就那么無邊無際地站著（或活著）。”

郭海鴻是郭金牛老友，兩人相識于1992年的深圳石巖鎮(zhèn)。郭金牛在大光明電子廠打工，他在鎮(zhèn)文化站辦了一份墻報《打工屯》，每月一期，都是附近廠里工人的投稿，落款上寫著廠線上的。文化站像荒蕪的工業(yè)小鎮(zhèn)上的一方綠洲，聚集了一批來此解渴的打工詩人。

郭金牛投來的稿子和其他工人不一樣，“一看就是有些文學(xué)積淀的。”郭海鴻更喜歡他那時的詩，“一股單純的鄉(xiāng)愁迎面撲來。”

“他現(xiàn)在的詩也有還鄉(xiāng)，但太冷、太硬，像個鐵錘，打在人心上，讀著疼。”郭海鴻說。

郭金牛解釋，詩里內(nèi)容不見得全是他本人，“那是我的工友，我的農(nóng)民工兄弟，是一代人。”這些都真實地存在于他過往25年的深圳打工歲月中。

詩意的流浪

南宋以南，經(jīng)羅租村，經(jīng)街道，經(jīng)卡點，經(jīng)迷彩服，經(jīng)查暫住證，經(jīng)捉人——《羅租村往事》

如果把25年分成兩段，郭金牛更愿意把前六年稱作“流浪”。1992年，他自信地揣著綠色的中專證和紅色的退伍證，從湖北輾轉(zhuǎn)至廣東。

一到廣州站，迎接他的是一場驅(qū)趕。夜里沒有通往深圳的大巴車，大批打工的男女滯留在車站，他們被趕到一處像廣場一樣的露天場所，“一個人收10塊，隨便找地方窩一晚，隊伍排得老長。”

這場“不太順利”的前奏延續(xù)在郭金牛前六年的生活里。

剛到深圳，工廠不招外面的人，“有崗位，早就被段長、經(jīng)理、老板的熟人消化了。”

他擺過地攤，在建筑工地打過黑工，也進過工廠當(dāng)過普工、倉管，“但所有的工作都不超過三個月。”

這和他的性格有關(guān)。他總看不慣那些打罵工人的拉長（一條工作線上的負責(zé)人）、工頭，“隨便找個茬就能炒掉一個工人，進工廠要押三個月的工資，期間要是被開除，一分錢拿不著。”

他為此和那些“掌權(quán)者”打了不少架。一次是為了一個被罵的女工，女孩20多歲，是他的老鄉(xiāng)，拉長指著鼻子責(zé)罵她的零件裝得不好。

整個車間里安靜地只有流水線上的機器轟鳴聲和拉長的叫罵聲，沒一個人敢吱聲。他站起來朝拉長揮了一拳，得到結(jié)果是拿鋪蓋卷走人。

一個工人被開除意味著吃住都沒了著落，他和失業(yè)的打工仔們混在街上，成了廠里人眼里的“打流客”。

摩托車一響，治安隊來了。他們帶走沒有暫住證的人，沒有暫住證的人被送進收容所。

郭金牛還記得一次“逃亡”。夜里，他和幾十個打工仔往山上跑，治安隊明晃晃的手電筒追在身后。他們終于躲進山上的一座空墳里，當(dāng)過兵的他倒是不害怕，但身邊工友臉上寫滿了恐懼。

郭金牛后來在他的詩集后記中寫道，“沒有經(jīng)歷過那個收容的時代，很難理解暫住證和收容所這兩個詞背后隱藏著的巨大傷痛。”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因為一個名叫孫志剛的青年之死被廢止。

郭海鴻和現(xiàn)在的90后打工者講這些往事，年輕人的臉上常常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現(xiàn)在一個廠長招人，得求工人，一個工人能拉來人干活，每個人還獎勵500。” 郭海鴻感慨著，時代真是進步了。

所幸，流浪的生活里還有文學(xué)。在部隊當(dāng)兵時讀書的習(xí)慣，郭金牛保留了下來。沒工作時，他讀海子，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他那時就開始寫詩，在工廠的宿舍里寫，借住在工友的工棚里也寫。只是隨手寫在紙上的小詩，讀完就不知所蹤了。

文學(xué)的存在，讓郭金牛覺得，“那6年的流浪過得很詩意。”

“命運是個什么鬼”

City、Urban，我有多久沒有走馬飲江湖，環(huán)境缺木，資源缺水，生態(tài)缺獸，但，為什么我依然獲得了，贊美——《殺湖曲》

認識郭金牛20多年，郭海鴻覺得這個耿直的老友沒什么大改變，無非是頭上多了三條抬頭紋，“都老了。”

郭金牛獲獎、出書的消息他都是從網(wǎng)上看來的，“他從沒和我說過這些。”

不光老友，連老婆、老家里的親戚、單位里的同事郭金牛都不主動說。

每次他從外面領(lǐng)了獎回來，孩子們就斜著眼睛看他，“瞧瞧，裝大尾巴狼的爸爸又回來了。”他哈哈一樂，挺喜歡這種狀態(tài)。

郭金牛的父母一直希望在外漂泊的兒子能有出息，還沒等到有他出息，就先后成了村里的一抔黃土。

在他的詩里，他把自己稱作“母親的仇人”、“故鄉(xiāng)的叛徒”、“寫詩的騙子”。

他說，故鄉(xiāng)、還鄉(xiāng)始終是他要寫的母題，漂泊在城市，這是他們這一代打工者的隱痛。

寫詩并沒有給郭金牛帶來命運的改變。郭海鴻早期認識的一些打工文友中，不少人通過寫作得獎，進了行政單位、作協(xié)、文聯(lián)，他覺得郭金牛也有這個實力。

出名后，有文化公司找上門，郭金牛拒絕了，“都50多歲的人了，和年輕人拼飯吃？太累。”他不冀望“文學(xué)改變命運”，甚者覺得這句話就是個偽命題。

“命運是個什么鬼？”有人和他提起余秀華，他從不認為那個殘疾詩人的命運被改變了，“出書賺錢就能改變命運？不過是天上掉餡餅一樣的意外，砸在了一個人的頭上，被人們解讀出命運二字。”說完，他吞下了眼前一碗5塊5的餛飩。

他的獲獎、他的詩集，在他眼里都是被餡餅砸中的意外。他靠詩歌得獎，先后獲得了10多萬的獎金，通通花在了生活的瑣碎中。

兩年內(nèi)寫的49首詩歌后來被結(jié)集成《紙上還鄉(xiāng)》的詩集時，合同上并沒有版稅、稿費的條約。就算書賣得脫銷了，也和他沒關(guān)系。

郭金牛接受了這種意外，出書圓了他年輕時的文學(xué)夢，給了那些他流浪時隨意寫在紙上、后來丟棄的小詩們一個交待。

他也看淡這種意外。他的詩集從不送人，誰向他索要，他都懟回去，“自己買。”參賽需要寄送作品，他才買了百十本放在家，剩下的至今還堆在床下，“爛了也不送，覺得書好，有價值，就去買，我不送。”他在國外的書展上懂得了這個關(guān)于“尊嚴(yán)”的道理。

遇見楊煉后，他把寫詩從年輕時用來把玩的愛好變成了一種書寫和表達的責(zé)任。

楊煉給郭金牛的詩集作序時提到，郭金牛的農(nóng)民工經(jīng)歷，很容易讓他靠題材討巧，僅僅“底層”一詞，已經(jīng)有了足夠賣點。但什么是“底層”？誰代表“底層”？“對于他， 底層不是商標(biāo)，而是思想。誰能鉆透自身的處境，觸及存在之根，誰就能構(gòu)建一個底層。”

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紀(jì)，他開始思考“構(gòu)建這個底層”，詩歌成了他記錄的方式，“我經(jīng)歷了90年代在深圳的打工生活，如果我作為經(jīng)歷者都不寫，誰來寫？打工者不能被遺忘，他們不是工業(yè)的數(shù)字，是埋在城市底下的血肉啊。”

最近，郭金牛開始寫一部小說，已經(jīng)完成了10萬字，寫的還是城市里打工的人，“距離寫完還很遠，可能寫到死。”他不肯透露更多的進展，也不在意是否能發(fā)表。

在他經(jīng)常逛的一個文學(xué)論壇里，他在個人主頁上留著這樣一句簽名，“人類，可以在文學(xué)那高貴地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