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新橋醫(yī)院艾滋病篩查、確認實驗室。實驗員抽取分離的血清放入檢測專用試紙上，進行艾滋病初篩

 2016年10月的一個秋日，深夜。身邊的男友睡熟了，一直醒著的山東小伙張燁終于不用再裝睡。他悄悄起床，一番找尋后，小心翼翼地拉開了男友書包的拉鏈。

他21歲，是一名大三學生，男友已工作有些年限，自稱31歲。但張燁從來沒有看過男友的身份證——相處一年多來，兩人去開房時，向賓館前臺交錢的、遞上兩人身份證的都是男友。

這個夜晚，張燁對男友產(chǎn)生了懷疑。和男友在一起的每個夜晚，每到夜里一個固定時間點，男友像是設定了自動程序，總會去到洗手間，把門上鎖，待一陣再出來。

在男友的包里，張燁發(fā)現(xiàn)了一個維生素C片的藥盒。他擰開看，頓時覺得有點納悶：“維生素C片不應是橙黃色的嗎，為什么這個藥瓶里維C片是純白色的，上面還有英文字母？”用手機搜索字母后，張燁再也睡不著了——那是一種艾滋病抗病毒藥物的縮寫。

“我當時都懵了，完全不知道該怎么辦。”交往的一年多里，張燁與男友發(fā)生過3次無保護性行為。他枯坐了幾小時，還是忍不住將睡夢中的男友叫醒，質(zhì)問他關于純白色藥片的一切。

男友不置可否，張燁則無法控制自己的憤怒，將摯愛的伴侶暴揍了一頓后，刪光了所有聯(lián)系方式。兩周后，他得知了自己的檢測結果：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確診檢測呈陽性。

與張燁不同，葉楓起初無法確定，究竟是誰把HIV病毒傳染給了自己。直到去疾控中心領藥時，遇見了一個曾經(jīng)發(fā)生關系的男伴。葉楓本想打個招呼，但對方卻刻意躲開了。“他一躲，我就知道有鬼。”

葉楓今年大三，在山東某高校讀書。進入大學后，從小就“喜歡對小男孩摟摟抱抱”的他通過手機社交APP發(fā)現(xiàn)了新世界。他在APP有固定的交友圈，經(jīng)常3～5人約著出去，吃飯、唱歌然后開房。

在葉楓的生活里，“學校實在太無聊了”，只有課堂、食堂、寢室三點一線。有一天，他路過學校一個艾滋病宣傳攤位，看到了青島青同社區(qū)健康服務中心在推廣活動，其中包括預防艾滋病的講座和免費檢測。他經(jīng)不住志愿者幾番勸，去服務點做了一個HIV測試。結果是兩杠鮮紅，呈陽性。

“會不會是弄錯了？”葉楓不敢相信，不停地反問自己和志愿者。此前，他一直覺得艾滋病是國外的東西，從未想過會發(fā)生在自己身上。

臨近暑假，葉楓要收假后才能到當?shù)丶部刂行拇_診。兩月時間里，他形容自己整日“恍恍惚惚”、惶恐擔心，像一具行尸走肉。收假后，他去了青島疾控中心，確診結果是沒有僥幸。

在中國，像張燁、葉楓一樣HIV檢測呈陽性的大學生正越來越多。僅在2015年，中國就報告了3000多例在校青少年學生確診HIV呈陽性，如果連同前兩年和2016年報告的在校學生染艾者，估計總數(shù)已達萬人。

增長率更觸目驚心。中國疾控中心的數(shù)據(jù)顯示，2011到2015年，中國15～24歲大中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凈年均增長率達35%（扣除檢測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學生感染發(fā)生在18～22歲的大學期間。

橫向看，雖然截至2016年9月，學生新增HIV病例占全國新增總病例3.2%，但中國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學家吳尊友說，比例雖然不高，但考慮人口基數(shù)，從學生中發(fā)現(xiàn)艾滋病感染者的概率，比全人群高出41%～66%。

“大學生感染艾滋病已經(jīng)成為一個現(xiàn)象，而不是個案。”青島大學醫(yī)學院教授、貝利馬丁獎（Barry & Martin's Prize）獲得者張北川對本刊記者說。

全國各地似乎都進入了學生感染艾滋的高發(fā)區(qū)。數(shù)據(jù)上，北京近兩年大學生感染艾滋病每年新增100多例，而上海2015年共報告發(fā)現(xiàn)青年學生感染者92例，較上年同期上升31.4%

二、三線城市亦未能幸免。以葉楓所在地青島為例，對葉楓進行初篩檢測出結果青島青同社區(qū)健康服務中心分別在在青島主城區(qū)、大學城設立了兩個監(jiān)測點，2016～2017年檢測出的人數(shù)都在增加。“具體多少不方便透露，但都在增加，普通高校、重點高校都有。”其負責人虎子說。

安徽青衛(wèi)健康服務中心負責人毛毛雨說，合肥市2015年確診大學生11人、2016年36人。“這兩年比前幾年相比增加得尤其快。”毛毛雨說，“直觀感受是，整個‘男同’群體的檢出率在下降，從高峰期超10%下降到5%，但其中大學生檢出人數(shù)一直在上升。”

有相關業(yè)內(nèi)人士表示，大學生艾滋新增案例的暴漲，跟去做檢測的人數(shù)上漲相關，而感染檢出率上并未發(fā)現(xiàn)特別迅猛的增加。

從2015年開始，在北京擁有4個檢測點的淡藍公益開始統(tǒng)計大學生檢測數(shù)量。2015年接待學生檢測不到300人，感染率約1.5%，2017年接待近2000人，感染率2%左右。“從檢測的絕對人數(shù)來看是增多了，但感染檢出率增加不大，低于總體水平。”淡藍公益負責人陳子煌說，學生的感染率一般要低于社會其他人群，后者接近5%。

青年學生正愈發(fā)傾向去做艾滋病檢測。中國疾控中心今年完成的一項研究表明，青年男同中約39%的人曾做過艾滋病自檢，且有過自檢史的人，在9個月內(nèi)進行再檢測、咨詢的機會，比無自檢經(jīng)歷的人要高約50%。

對于這些剛剛跨過成年門檻、擺脫高考壓力的年輕人來說，遺世獨立的“象牙塔”里，有著光明的未來，但也有片刻歡愉背后的兇險。

2016年11月27日，成都市西南石油大學體育館附近，一臺自動售貨機內(nèi)出現(xiàn)了艾滋病尿樣檢測包，大學生

高危的“男同”

張燁出身農(nóng)村家庭，2014年進入華東某高校。初中伊始，他就發(fā)現(xiàn)對男孩有傾慕之感，但限于環(huán)境封閉，到高中他都不知何為“同性戀”。大學是他認清自己的一面鏡子，在這里，他找到了認同乃至伴侶。

2015年暑假，通過手機交友APP，他結識了后來的男友，兩人從暑假一直聊到了次年寒假，決定見面。

“說不上聊得來，我是學生，他已經(jīng)工作了。”見面后，對方經(jīng)常帶張燁出去玩耍、改善生活，“對我挺上心的。”面對攻勢，張燁決定與他牽手，此后發(fā)生無保護性行為。“都是他提出來的，我當時覺得沒啥，就像兩口子一樣。”

虎子總結說，青年學生群體單純老實，對社會懷有美好想象，“易受外界誘惑，沒有閱歷，不能分清好壞。”

這些單純老實的莘莘學子，進入相對包容的“象牙塔”后，開始找到自己的性向認同與社交圈子，甚至有些因過往的壓抑而放縱。

他們或許不知道，在傳入中國第33個年頭，艾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已發(fā)生變化。清華大學長江特聘教授、艾滋病綜合研究中心主任張林琦教授的研究表明，1985～2005年間，中毒品注射傳播和血液傳播分別占中國HIV病毒感染的44.2%和29.2%，而性傳播占少數(shù)。

“現(xiàn)在性傳播占90%以上，由男男性行為引發(fā)的感染增加得特別快。”張林琦對本刊記者說，男男性行為（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比例已超總病例的25%，至少1/3以上的新發(fā)感染由男男高危性行為造成。

青年男同在其中占比上升迅猛。Blued副總裁兼首席醫(yī)學官米國棟曾在中國疾控中心任艾滋預防的要職，他透露，根據(jù)2016年數(shù)據(jù)，15～24歲的青年人2016年占總病例越18%，而同一數(shù)據(jù)在2008年則為6%左右。

“今年檢查出來的學生，清一色全是MSM。”這是2017年虎子在青島的檢測經(jīng)驗，同一現(xiàn)象也在昆明春雨同心等志愿機構得到了印證。衛(wèi)計委數(shù)據(jù)顯示，從2008年到2014年，青年學生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的比例由58.5%飆升至81.6%。

為什么會這樣？與異性性行為相比，MSM的主要方式是肛交。直腸彈性不及陰道，還比較脆弱，黏膜較薄、容易破損。直腸破損時，精液里含有的大量HIV病毒很容易進入人體。這是MSM容易感染艾滋的生理原因。

但在性社會學意義上，男同群體有其易感染艾滋的群體特征原因。據(jù)張林琦的研究，中國男同攜帶者中只有4.9%對其一夜情的性伴侶告知感染實情，配偶和固定性伴侶的知情率也僅為44.1%～43.9%。同時，該群體分別有45.7%、10.9%的人與同性戀者、異性戀者發(fā)生過沒有保護措施的性行為。“中國男同的感染率有近8%，很多發(fā)達國家連1%都不到。”張林琦說

在此情況下，青年學生尤其脆弱。張北川認為，青少年男同在新環(huán)境里易受社群亞文化的影響，加上性生理的成熟，使得青少年男同突破以往的自我，開始尋求圈內(nèi)的交往，但他們又缺少自我保護能力。

現(xiàn)代社會的“象牙塔”不再神秘封閉。通過一塊屏幕或一個酒吧，塔內(nèi)與塔外就能連接。塔外擁有更好經(jīng)濟能力的男同，開始將觸角伸向?qū)W生。而懵懂的青年學子，卻對江湖的兇險一無所知。

米國棟至今還記得他在中國疾控中心工作時遇到的一個案例，那是一個從四川甘孜州藏區(qū)考到成都上大學的學生。

他高中時朦朧地感到喜歡男生，上大學通過同學了解到成都同性主題的酒吧和浴池。他去浴池看了看，認識了一些“同志”，此后再去，就和多人發(fā)生了關系。來自藏區(qū)的他身體好，受人歡迎，其他人給他買單、請他吃飯。

“那是一種性突然的解放，那段時期他像上癮一樣，頻繁地去浴池和人發(fā)生關系。”米國棟綜合實驗室檢查結果，初步判斷他的感染時間正是那段時期。“他從來不覺得這些人是有危險的。他剛上大學，那種從甘孜偏遠地區(qū)到成都繁華都市落差和孤獨感，造成了他行為和認知上的判斷失誤。”

“這個圈子的生態(tài)就是，年輕的、單純的、好騙的人會特別受歡迎。”現(xiàn)年大二的陳晨已經(jīng)歷過7～8段同性感情，幾乎都是跟年長者交往，覺得他們成熟、有思想。

葉楓是在與社會人士的多伴侶交往中被感染的。最初，有人通過手機社交APP聯(lián)系他，進而三四人一起約著出去玩。“我當時才不到20歲，開房都開不起，都是他們給，很照顧我。”

他沾染了冰毒。最初他并不吸食，但同伴說：“你煙都抽了，這個比煙好抽多了。”經(jīng)不住勸，他吸了兩口。“吸完后特別放松，感覺特別好。”

事實上，本刊直接采訪到的4個案例，以及采訪對象分享的若干案例，都呈現(xiàn)出一定的共性：青年學生感染者均是被擁有一定社會經(jīng)驗的非學生男同人士傳染。在這些學生面前，擁有一定閱歷、更好經(jīng)濟能力他們，在關系中占據(jù)了更多的主導地位。

“學生群體很多是和社會人的人發(fā)生關系，后者的感染率的確更高一些。”陳子煌說。

而盡管“基友”已成流行詞，但真正公開“出柜”男同還是少數(shù)，男同關系仍不被主流價值觀所容納，其“地下狀態(tài)”加大了HIV在其流行的速度和程度，HIV社會風險在此被放大。

虎子的志愿機構已在青島當?shù)赜辛艘恍┟麣�，�?jīng)常有當?shù)啬型瑫�找他們咨詢交流�?ldquo;我們最大的問題還是怕歧視。”

虎子2004年畢業(yè)于上海交通大學醫(yī)學院。在他行將從學校走入社會時，他曾對自己的身份感到深深的自卑。自卑源于無知與被歧視，“因為當時看網(wǎng)上資料，都說男同等于艾滋。”一度，他患上了“恐艾癥”。

他去做了一次艾滋檢測，“心跳得都快嘔吐了”，24小時無眠。拿到陰性結果后如釋重負，喜極而泣。他說，此后他更理解男同群體了，進而開始做防艾志愿者，創(chuàng)辦青島青同。

男同與青年學生，都是中國艾滋病哨點監(jiān)測的八類高危人群，其余還包括吸毒者、性工作者等。中國疾控中心為這八類人群，在全國范圍內(nèi)設置了1884個哨點檢測。但米國棟透露，哨點分布不均衡，針對男同的哨點僅占10%，學生哨點也不多。

并且，哨點監(jiān)測面臨招募監(jiān)測人群的難度，“高危人群往往也是社會邊緣群體，其規(guī)模很難估計，現(xiàn)有的抽樣方法很難了解到總體的情況”。目前各哨點在不同城市和不同人群間的抽樣方式和樣本數(shù)量沒有太大不同。

“比如北京一次抽400個男性，拉薩也抽400個男性，這樣測量出來的感染率準確度肯定是不一樣的，因為北京的男同規(guī)模遠超拉薩。”米國棟說，抽樣人數(shù)最好根據(jù)當?shù)啬型��?guī)模判斷，但一個地區(qū)的規(guī)模卻很難判斷。

米國棟正籌劃利用Blued APP的地理信息數(shù)據(jù)與大數(shù)據(jù)優(yōu)勢，進行中國主要城市男同人群規(guī)模與流動性的分析，目前Blued用戶規(guī)模在國內(nèi)約3000萬。至于哨點檢測，“似乎也找不出比現(xiàn)有措施更好的辦法了。”

低齡化隱憂背后

“從來沒有一個人跟我說過這東西。”直到進入大學，張燁都不了解艾滋病究竟是怎么回事，知道有，但不知如何防護。

陳晨性行為從16歲前后開始，但他所有的知識都來自愛白、淡藍等公益網(wǎng)站，每次性行為，陳晨都做好保護措施，但依然被感染。

大學生HIV疫情數(shù)據(jù)曝光后，有聲音直指當下其性觀念過于開放、私生活混亂等，但張北川不這么認為。他表示，根源還是當下性教育過于滯后，“不能把屎盆子都往孩子身上扣”。

“我們學校沒有艾滋病，為什么要給我們開展這樣的工作？”安徽青衛(wèi)健康服務中心曾嘗試與當?shù)啬乘�高校開展艾滋講座，但得到了校方這樣的回復。

性教育在中國依然是一個未全然開化之地，在此情況下，自由也意味著風險。葉楓此前對學校艾滋預防的唯一印象就是，每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廣場會有一兩個攤位宣傳。

相關部門早已嗅到風聲。2015年8月10日，衛(wèi)計委和教育部聯(lián)合印發(fā)通知，建立疫情通報制度，并直言不諱指出“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為主”。兩部門隨后聯(lián)合啟動高校防艾試點，選取11個省市的46所高校進行艾滋防控試點，其中有11所重點干預試點。

在教育部、中疾控參與了此項工作的北京大學兒童青少年衛(wèi)生研究所副所長馬迎華教授對本刊記者透露，高校防艾的主要工作包括，在新生入學中落實防艾育，通常不少于1課時節(jié)，同時利用新媒體平臺、辯論賽學生社團開展多種形式的工作。

難點在于，11所試點強化干預高校中尋找學生男同的工作。馬迎華表示，這項任務的目前主要通過相關學生社團、已“出柜”學生“滾雪球”尋找，鼓勵他們?nèi)プ鰴z測。

“現(xiàn)在很多校醫(yī)院里面設置了艾滋咨詢檢測，但很多男同不敢去，怕歧視，怕泄露，寧愿周末去社會機構，甚至花錢去醫(yī)院。”虎子說。

作為男同艾滋防護的社會機構，青島青同、昆明春雨同心、淡藍公益等組織在聚焦上有優(yōu)勢。但有知情人士對本刊記者說，高校防艾試點暫不會引入社會性少數(shù)群體社團開展工作。“因為有些學生性取向還在搖擺，不希望他們受到社會影響。”

目前，防艾試點已擴展到31個省市的94所高校，疫情逐漸降溫。馬迎華透露，2016年、2017年新增青年學生病例已趨于穩(wěn)定，基本與2015年持平，保持在每年新增3000例左右。

不過，多位檢測機構人士表示，艾滋低齡化趨勢開始明顯，以本科生、低年級為主，近些年甚至開始檢出高中生感染。陳晨即是在高三被查出HIV呈陽性。

安徽青衛(wèi)公共健康中心2017年首次檢測出3個高中生病例。“以前也有，但都是隔幾年一例，而且都不是學生。”負責人毛毛雨說。

“這表明他們性行為發(fā)生得更早，而性教育應比此更早，從初高中甚至小學就開始，大一入學開始抓有些晚。”上海青艾健康促進中心也開始出現(xiàn)類似案例。負責人認為，艾滋預防教育是整個青少年性教育的一種。

“日本的性教育就從幼兒園就開始了。艾滋預防和防止兒童性侵，這些性教育其實是一脈相承的。需要有人在很小時就告訴他們什么是性，什么是愛。”米國棟說。

疾病與控制

艾滋病毒于20世紀初出現(xiàn)在非洲，由西非中部的黑猩猩傳給人類，后開始蔓延全球。1981年6月，美國通報全球首宗艾滋病毒感染案例。四年后，中國內(nèi)地發(fā)現(xiàn)首例艾滋病患者，這名阿根廷游客最后在協(xié)和醫(yī)院病亡。

起初，醫(yī)學界對其了解甚少，無醫(yī)治對策，HIV病毒攻擊人類免疫系統(tǒng)直至艾滋發(fā)病，染病者只有受并發(fā)癥折磨直至離世。

曙光初現(xiàn)于1995年，華裔美籍科學家何大一（David Ho）發(fā)明雞尾酒療法，通過三種或三種以上的抗病毒藥物聯(lián)合使用，抑制病毒侵入人體后的多樣性復制，在發(fā)病前阻止其破壞人體免疫系統(tǒng)，從而延緩病程進展、延長生命。

“雞尾酒療法抑制體內(nèi)病毒復制可達99%以上。”張林琦師從何大一，與其共事15年，回國后曾任北京協(xié)和醫(yī)學院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

HIV攜帶者與艾滋病患者之間有一條分界線。張燁、葉楓等都是HIV攜帶者，陳晨一度接近發(fā)病，他因肺部淋巴結腫大去醫(yī)院檢查時被查出。醫(yī)生告訴他，他當時已距發(fā)病不遠，CD4細胞只有約100個/立方毫米。HIV病毒攻擊人體免疫系統(tǒng)的CD4細胞，CD4值越小，免疫系統(tǒng)越差，正常值在500～1600個/立方毫米。

2003年后，中國頒布“四免一關懷”政策，所有艾滋感染者可享受免費治療，門檻從最初CD4低于200到如今只要檢測呈陽性就可以。

治療屬抗病毒治療，旨在降低血液中的HIV病毒含量，并重建免疫系統(tǒng)。目前國內(nèi)外治療都是雞尾酒療法的延伸。治療效果好者，血液中的病毒載量將降低至最低限以下，屆時患者幾乎將不具備傳染性，但并不代表被治愈。

每個夜晚，張燁總會在夜里特定時間點吃下三粒藥片，分別是替諾福韋、拉米夫定、依非韋倫，合稱“替拉依”。這是中國針對成人和青少年感染者的標準一線方案。

2002年，“四免一關懷”政策頒布前，單個艾滋患者每年的抗病毒治療費用可高達十幾萬元人民幣，藥物國產(chǎn)化后也需3000～5000元。

免費治療減輕了學生很多負擔，但限于病例的增量和財政壓力，中國目前能提供的免費抗病毒藥物種類相對有限，一線方案7個，二線方案1個，組合起來的治療方案相對發(fā)達國家6大類各種制劑共計30多種藥物而言，依然捉襟見肘。

張林琦說，相比發(fā)達國家自費的抗病毒藥物而言，中國提供的免費治療藥物年代較老，便攜性弱，副作用相對較大，對肝、腎有一定影響，“但藥效沒有差異”。

惡心、嘔吐是常事。剛服藥的一月里，張燁瘦了是十余斤，情緒抑郁，連續(xù)十幾天沒往家里打一個電話。室友和家人都察覺出他的異樣，他硬撐著說是普通感冒發(fā)燒。葉楓一度不想服藥，他每月還要“玩”1～2次，偶爾吸食冰毒，而吃藥必須是終身的、固定的。一旦停藥，身體會出現(xiàn)耐藥導致藥效下降。經(jīng)人勸說服藥后，葉楓CD4值現(xiàn)在上升到625，無常人無異。

他們至今都沒敢告訴家人朋友，自己的感染與性取向。“告訴了他們也幫不上忙，只會讓我更傷心。”張燁把藥用其他藥盒偽裝，就像前男友那樣。

只有陳晨，確診后“有電話打電話、有微信發(fā)微信”，通知了所有性伴侶。他也不會刻意用其他藥瓶偽裝，但一直沒敢告訴家人，直到有一天母親收拾房間時看到了病歷。此后每次吵架，父親都會直戳心窩地罵他“亂搞”“活該”。陳晨說，這件事已經(jīng)超出父母的理解和能力范圍了。

確診一兩年后，如今這些學生都接受了現(xiàn)實。時間對他們來說顯得尤其珍貴，為此不惜改變原有人生規(guī)劃，急于掙錢養(yǎng)家，抑或投身公益。張林琦說，如果按照正常治療，他們的壽命有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不等，幾近與正常人無異，“已是一種可控的慢性病”。

張林琦表示，艾滋依然是不治之癥，疫苗也遙遙無期，最有效的還是從行為上預防。HIV病毒變異性很強，研究人員將以前研發(fā)疫苗的機制、方法都試過，依然未能找到有效方案。“國內(nèi)外疫苗研究都在初步試驗階段，離臨床試驗還有一定距離。”

“艾滋病至少還給了我一點時間，去安排一些事情，不管是五年還是十年。”西部某大學的感染者王帆說。2016年，王帆的同齡伴侶因為一場意外去世，臨別未能見到父母和他。這件事給了他很大觸動，此后他才與校外人士發(fā)生了關系并感染。兩個月前，他自檢呈陽性后曾投河自殺未遂，此后想通了很多事。

陳晨的CD4目前只有200多，情緒起伏大，夜晚抑郁明顯。“唯一比較擔心父母不要我，其次怕我傳染給別人。”陳晨確診后還經(jīng)歷過很認真的兩段感情，找到了感情與病情的平衡，決定以后開展每段感情都告知他人真相。

“如果傳染給別人，我就是人渣了。”張燁不再打算與他人產(chǎn)生感情或關系，甚至有保護的性行為。他偶爾會打開軟件跟人聊天，軟件上有艾滋病友群，那是他能找到歸屬感的地方之一。

張燁今年大四，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家人希望他考取公務員，但事業(yè)單位體檢嚴格，他只有另謀他途，進入中小型私營企業(yè)。他會繼續(xù)參加公務員考試，只為做做樣子給家人看，然后一連幾年故意考不上。

張燁每天按時吃藥，每日跑步，周末還會打羽毛球。最新檢測顯示，張燁的CD4值已接近700，免疫系統(tǒng)與常人無異。醫(yī)生說治療效果很好，他不僅CD4高，HIV病毒載量檢測也低于最低限值，幾乎不具任何傳染性。

而這，也是知道真相的那個夜晚，張燁前男友面對質(zhì)問時所用的理由。

（文中感染者均為化名，志愿者虎子、毛毛雨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