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樹井胡同2號聯(lián)絡站

 

    家父最早接觸共產(chǎn)主義是1919年。當時，社會各界都在探討怎樣才能救國，家父在藝專的同學方伯務是李大釗的追隨者，他在藝專宣傳共產(chǎn)大同（那時還不叫共產(chǎn)主義），家父聽了李大釗、陳獨秀的報告，認為他們說的這條道路是正確的，當時就產(chǎn)生了革命的義氣。此后，共產(chǎn)黨的進步活動他都支持。

    盧溝橋事變后，北平淪陷。漢奸組織“新民會”想拉父親出來給他們撐門面，并揚言父親的教書飯碗也是他們給的，父親一聽第二天就辭去了教職，靠賣畫為生。

    當時父親所住的北平西城柳樹井胡同2號家里還藏著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必須盡快轉(zhuǎn)移。他是國民黨第二十九軍軍官袁祥峰。北平淪陷時，他未及跟上部隊南下，輾轉(zhuǎn)躲到了我家里。 

 

 

     與袁祥峰朝夕相處一段時間后，父親覺得他確實是個愛國的熱血青年，應該送他到抗日前線殺鬼子。怎么送他到前線？找誰聯(lián)系呢？

    其實，聯(lián)系人就在眼前。父親的學生黃奇南那會兒常來家里看望，就詢問袁祥峰今后的打算，他表示要繼續(xù)抗日。而黃奇南的伯父黃浩同志，真實身份是八路軍冀中軍區(qū)特派主任，負責平津各情報站工作。黃奇南將袁祥峰的情況匯報給黃浩。在黃浩的安排下，袁祥峰由秘密交通線交通員護送，到了冀東抗日根據(jù)地。

    父親得知黃奇南與八路軍有關(guān)系，就提出也要到八路軍那里去。當時地下工作都是極為保密的。黃浩約我父親在北海公園九龍壁后頭邊走邊聊，假裝散步游玩。

    黃浩表示，父親是有名的畫家教授，組織認為這恰恰是最好的掩護身份，不必到邊區(qū)去（事后證明這個安排是對的）。父親同意了這個意見，當即表示要參加革命，做地下工作。     黃浩交給我父親的任務是調(diào)查日偽漢奸的活動、掩護黨的地工人員和愛國人士，并派了另一位同志與父親聯(lián)系。柳樹井胡同2號成為了黃浩領(lǐng)導下的地下聯(lián)絡站之一。

    父親搜集情報的方式很獨特，就是到街頭去畫速寫，他覺得哪些地方可疑，哪兒常來大汽車，他就去哪兒畫，畫個藥販子什么的。他會統(tǒng)計車輛密集度、記下車牌號等，當然，這些都不能寫下來，要用腦子記。父親曾把了解到敵人的武器倉庫等情況向組織匯報。

 

                              沙灘監(jiān)獄的28天

 

    1939年5月14日黎明時分，父親被幾個日本憲兵用槍頂著，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押走，關(guān)在沙灘北大紅樓底層憲兵隊牢獄中。

    父親在獄中備受酷刑，包括棍打、鞭抽、灌辣椒水、壓杠、指甲插竹簽，被打昏死過去好幾次……

    小鬼子唱完白臉唱紅臉。小鬼子軟硬兼施，父親經(jīng)受住了種種嚴峻考驗。日本人抄家的時候也沒抄出任何可疑的字跡。這都是組織紀律，家里不能留字，包括朋友來信。

    日本人考慮到父親的社會影響，又查無實據(jù)，只好無條件釋放。但仍不時派人監(jiān)視其行蹤，以期“放長線，釣大魚”。

 

   北平淪陷時期，李苦禪在西城區(qū)柳樹井胡同二號小院（地工情報站）

 

                          讓100個扇面給畫“傷”了

 

    柳樹井2號聯(lián)絡站不能再用了，父親又領(lǐng)來新的任務：停止以前的一切工作，純粹以“賣畫為生”，為地下黨籌集經(jīng)費。

    1939年隆冬，父親攜長子李杭悄悄來到天津法租界濱江道永安飯店，舉辦“李苦禪畫展”，那里住著很多有錢的“寓公”。畫展結(jié)束，父親立即讓地工組成員把錢取走，給地下組織當經(jīng)費。

    轉(zhuǎn)年夏天，父親又到天津“三不管”租房作畫、賣畫。寓公、富商、洋行闊佬又聞訊而來，10天內(nèi)所有字畫搶購一空。父親又把賣畫的巨款，分文不動，迅速交給地工組成員。

 

    年關(guān)將近，一個商人前來請父親畫扇面。胖經(jīng)理說要100個。父親先是愣了一下，還是應了下來。胖經(jīng)理付了一小袋銀圓定金，雙方約定臘月二十八來取扇面。父親為趕時間，就做了一個夾扇面的夾子，流水作業(yè)。這筆畫鳥，就一口氣畫100個扇面的鳥……終于在臘月二十八之前畫好了100個扇面。胖經(jīng)理如約付了2000塊大洋。這2000塊大洋解了地下組織為根據(jù)地購買藥品的燃眉之急，但父親從此再沒畫過扇面——這一次就把他畫“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