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蔣介石 “放水長征路”的說法,近年來影響頗廣。 “放水”紅軍就是為逼引紅軍入川,以便于中央軍和中央勢力名正言順地跟蹤入川,從而達到一統(tǒng)黔、川的目的。這種說法強調(diào)中央紅軍1934年10月能夠突圍,主要是蔣介石在軍事和政治上精心密謀、巧妙安排、暗中誘導和武力逼迫的結(jié)果。但是,通過史實的考證和辨析,會發(fā)現(xiàn)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放水”說是怎么來的
紅軍長征很大程度上是蔣介石“放水”的結(jié)果,這種說法其實并不新鮮,甚至由來頗久。 1934年12月,胡漢民就曾公開刊文,指責蔣介石是刻意讓紅軍西去以加重西南方面之困難,“進而平定西南之異己者”。 1960年代著名學者唐德剛為李宗仁做口述回憶時,李宗仁也認為,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能突圍西去,要么是中央軍根本沒有能力消滅紅軍,要么就是蔣介石“有意為之”。
對于這段歷史,其實長期以來在學術界并無多少分歧,絕無“放水”一說。然而從1990年代末以來,蔣介石之子蔣緯國卻提出了突出強調(diào)蔣介石戰(zhàn)略謀略能力的新觀點,即所謂“放水”說。
依據(jù)蔣緯國的說法,蔣介石非常清楚“日本早晚會侵略我們”,也早就想到“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時讓下江的工業(yè)往西南轉(zhuǎn)移”;但如何才能統(tǒng)一當時鞭長莫及的西南以及西北各省,同時又不讓蔣介石非常尊重的那些地方實力派自相殘殺,能“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呢?最理想的辦法自然是把江西的紅軍趕去西南乃至于西北,然后中央的力量在“剿匪”的名義下一路跟進,為避免地方受損,也不去打紅軍,而只是逼著他們經(jīng)過西南,再去西北,“要逼他們到陜西后就范”。據(jù)此,蔣緯國提出:“當時與其說是(對江西紅軍)沒有包圍成功而被中共突圍,不如說是我們放水,我們也正是因為隨著共軍進入云貴川,使中國達成真正的統(tǒng)一。 ”
蔣緯國提出此說,卻從未做過具體的史實研究。別的不說,蔣緯國對當時一些最基本的歷史背景,就既缺了解,也少經(jīng)驗。如蔣緯國所稱蔣介石壓迫江西紅軍進入四川,是為便利中央軍得以名正言順地進軍四川等觀點,明顯是不了解在江西紅軍進軍西南之前,先后早有三路紅軍分別挺進到西南,包括進到四川的情況,其中僅紅四方面軍就有四五萬人。 1934年9月,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因接連兵敗通電辭職,四川紳耆名流即已聯(lián)名請求南京派兵入川。兩個月后,劉湘代表四川地方實力派進京正式請求中央派兵,蔣介石即決定派胡宗南部由陜甘入川。由此可知,中央軍如不受到江西紅軍的牽制,早就可以借口出兵西南和四川了。
蔣介石是壓迫紅軍“西竄”嗎?
要證明蔣介石有無 “放水”意圖,其第五次“圍剿”計劃是否存在“將缺口開向西南,壓迫共軍西竄”的部署,卻是一件非考察清楚不可的事情。
第五次“圍剿”大不同于以往“圍剿”。其主要之點,就在于這是一套新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和戰(zhàn)法,基本要點就是要“穩(wěn)扎穩(wěn)打,步步為營,節(jié)節(jié)筑碉,逐漸縮小包圍”。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蔣介石此次施行的“穩(wěn)扎穩(wěn)打”的推進策略,效果都是明顯的。部隊推進雖慢,但既沒有出現(xiàn)大進大退的情況,也再沒有出現(xiàn)以往“圍剿”所遭遇到的那些慘重損失,確實做到了“步步為營”。至1934年9月底10月初,蔣介石已經(jīng)很清楚勝利在望了。他為此就幾度公開電告各方,宣稱“贛匪則已屆最后掙扎時期,最短期間必可搗破匪巢,我各路圍剿軍現(xiàn)已一切準備完成,復值秋高氣爽,實為進剿最便之時機。倘三個月內(nèi)時局不生枝節(jié),則殲滅贛赤饒有把握”。
事實上,蔣介石及南昌行營并非沒有預計到紅軍突圍,包括“西竄”的可能。在其相關計劃和部署中一直就非常重視南線和西線的防御問題,并依據(jù)預先劃定的縱橫幾條防線,依次擴大封鎖和圍殲范圍。緊接著,南昌行營基本確定紅軍主力的“西竄企圖”后,也是依照既定方針依次提出:“在殲匪于第一線以東地區(qū)已不可能時,自應殲匪于第二縱線及萬、遂、汾橫線中間地區(qū)。 “萬一第二縱線仍被突破,即應考慮在第三縱線內(nèi)圍殲之可能。 ”
就實際情況看,即使到1934年10月底11月初,在得知紅軍大部已入湘境后,蔣介石并未考慮到尾追紅軍入黔的問題,更沒有設想過尾隨紅軍入川的問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各路軍指揮官,不惜一切犧牲,“務將西竄匪徒聚殲于湘江以東地區(qū),勿使漏網(wǎng)”,并未見其有尾隨紅軍進入貴州和四川的具體設想與部署。而最后中央軍進入黔、川,完全是局勢變化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