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美國總統(tǒng)艾森豪威爾訪問臺灣，與蔣介石會面。（資料圖/圖）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林孝庭研究員所著《困守與反攻：冷戰(zhàn)中的臺灣選擇》（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本文簡稱林書，以下引自該書，只注頁碼）是一部以蔣介石為敘述中心，詮釋兩岸關系史的重要論著。最近十余年來，隨著蔣介石日記與檔案的逐漸開放，有關蔣氏的研究成果日漸豐碩，研究時段也跨越1949年的界限而下探至1970年代。中國社科院楊天石研究員有專文論述臺灣時期蔣介石的思想變化及其“革新”實踐，浙江大學陳紅民教授則對1950-1960年代蔣介石與副手陳誠的互動關系有深入研究，這些都推動了學界對蔣介石的認知。

與兩位重要學者聚焦蔣介石與國民黨自身歷史不同，林書主要圍繞蔣介石與兩岸關系展開。眾所周知，所謂“反攻大陸”讓蔣介石念茲在茲，也是他在臺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作者把它置放于冷戰(zhàn)的大背景下進行考量，通過對美、英、臺多地檔案資料的梳理，剖析了蔣介石“反攻”言辭背后的行動，呈現出一幅遠較過往敘述斑駁繁雜的新圖景。

撲朔迷離的“兩岸秘使”

林書分為十章，其中“冷戰(zhàn)與兩岸秘使”一章或許最能引發(fā)讀者的閱讀興趣。在冷戰(zhàn)年代，“兩岸秘使”在很大程度上即為國共秘使，擔負著在兩黨高層間傳遞信息之特殊使命。

蔣介石既然矢志要“反攻大陸”，那為何又與中共密談呢？從歷史上看，國共兩黨在兵戎相見的1935-1936年就曾有過一次“秘使接觸”。蔣那時為爭取蘇聯(lián)援助以應對隨時可能爆發(fā)的中日沖突，決定在以軍事“圍剿”為后盾的同時，與中共秘密舉行會談。會談終因條件差異太大而停滯不前，直至西安事變的意外爆發(fā)，才打破僵局使得國共關系進入新階段。概言之，蔣介石對國共密談不持決絕否定的態(tài)度。就1950年代中期這次往來而言，林書結合《蔣介石日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蔣希望利用兩岸接觸的“傳聞”，讓美方產生憂慮感，從而強化美對臺支持力度。（第141頁）除了這重動機之外，蔣是否希望通過接觸，了解大陸“和平解放臺灣”的意涵，或為延遲大陸壓力的緩兵之計，目前均不得而知，也有待后續(xù)研究。

作者在書中勾勒出幾條雙方往來的管道：一路經曹聚仁、張治中通向蔣經國，另一路仍由張治中參與，加之以傅作義通向陳誠，第三條路徑為章士釗受命通過友人，輾轉迂回地轉往蔣介石處。作為回應，國民黨方面一度派出被俘將領宋希濂之弟宋宜山以“探親”名義來到北京。（第136-137、142-143頁）

林書集中對曹聚仁展開了論述，書中有段文字引用他人之作，描述了1956年10月初曹得到毛澤東、周恩來共同接見時的情形。（第138頁）然而此說并不確切。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56年10月3日，毛澤東接見了曹聚仁。曹說，臺灣方面曾表示，“國共和談，條件成熟時，可能在一個晚上可以成功。”針對這種以縹緲的遠景對和談條件進行“摸底”的言語，毛澤東隨即回復道，和談“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總之“我們并不著急”。當談到國民黨在臺處境時，毛澤東展示政治高度，表現出理解的態(tài)度，說“目前臺灣為了對付美國和內部，可以反共，因為他們要生存”，并囑曹“去臺灣見到熟人時代自己致意”。一旁陪同談話的是張治中、邵力子以及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的干部，而沒有周恩來。林書寫到的周恩來講述對兩蔣父子、陳誠的安排問題不是發(fā)生于此時，而是幾天之后周接見曹的場合。當然，盡管沒有得到毛、周的共同接見，但只要能與他們中的一位，尤其與毛澤東有過面對面的談話，就足以顯現曹聚仁工作的價值。（《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三卷，第4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上卷，第623頁）

從林書引用的資料可看出，曹與北京高層雖然有過幾次接觸，但他對中共政治生活甚為生疏，以至于1959年在給蔣經國的信中說，中共決策權集中于毛澤東、周恩來與陳毅三人之手（第151頁）。事實上，中共八大后劉少奇、鄧小平位居中央決策層早已公開化，不知曹為何忽視了他們，而把地位遠在劉、鄧之下，主要分管外交部事務的陳毅看成是手握中央決策權的關鍵人士？考慮到曹是一位過往與中共接觸不多的新聞記者，而不是什么“反共老手”，不了解中共高層情況似不意外，只是不知臺方對曹信這部分內容會有怎樣的看法。

對國共間的往來，美國方面采取了針對性行動。林書引用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密檔案寫道，美方不僅施壓迫使蔣經國講述了他與曹聚仁的接觸內容，還要求陳誠提供傅作義致其信函以過目研究，而被陳以口頭說明的方式應付了過去（第149、154-155頁）。至于臺方在壓力下，究竟是把兩岸往來內容向美和盤托出，抑或只是選擇性通報，這將是另一個饒有意味的話題。

蔣介石的“反攻”布局

國共兩黨自1950年代起雖有過幾次密使往來，但蔣介石大陸政策的主軸依然是希冀實現“反攻”圖謀而未發(fā)生本質變化。林書告訴讀者，蔣之“反攻”布局遠不止對華東、華南一帶的軍事襲擾，還包含了與大陸周邊的一些政權進行合作，也就是將內戰(zhàn)與冷戰(zhàn)聯(lián)結起來，在更大的國際舞臺上與對岸展開競逐。

在蔣介石苦心孤詣地設計下，東南亞熱帶雨林搖曳閃爍著臺灣的身影。最早扎根于東南亞的國民黨軍是從淮海戰(zhàn)場上潰敗的李彌部，該部數千人長期活動于緬甸、老撾、泰國交界地帶，在臺被稱為“泰北孤軍”。以他們?yōu)楣适卤尘�，作家柏�?961年創(chuàng)作出版了小說《異域》，幾十年后有臺灣影業(yè)公司將這部小說改編成同名電影（庹宗華、劉德華主演），成為一時話題。

蔣介石對這支孤懸島外的武裝頗為看重，逐月向他們提供經費補助，并多次從臺灣派遣特戰(zhàn)隊員加入其中，充實力量，希望將他們駐扎的滇緬地區(qū)打造成“陸上第一反攻基地”。為了與老撾右翼政權增進關系，臺方還同意“借師助剿”，派遣部分孤軍人員協(xié)助老撾軍人去對付當地的革命武裝巴特寮。（第220、231、235頁）

另一個引起蔣介石重視的地點是與臺灣處境相似的南越。在越戰(zhàn)爆發(fā)前，蔣介石就應西貢當局要求派遣軍事顧問。越戰(zhàn)爆發(fā)后，在金門古寧頭之役與解放軍交過手的胡璉又被任命為駐南越“大使”，直接向西貢提供“反共”經驗。除提供軍援外，還有200名技術人員被派到南越，協(xié)助當地的“農業(yè)技術、公共工程、醫(yī)療服務、交通電力等建設，總經費達上百萬美元”。（第242頁）直到越戰(zhàn)塵埃落定之際，臺方援助才匆匆結束。

蔣介石還積極介入印尼內戰(zhàn)。臺灣不但向印尼反共軍人提供了大量武器裝備，而且秘密出動軍機與之協(xié)同作戰(zhàn)。蔣甚至考慮以“志愿軍”的名義派軍隊遠赴印尼作戰(zhàn)，只是在美方的勸阻下，才未付諸實踐。（第227-228頁）

蔣參與東南亞地區(qū)冷戰(zhàn)的動力是什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東南亞地區(qū)當時革命紅潮翻滾，讓他產生了唇亡齒寒的危機感，所以才會大力支持當地右翼政權。（第223-224頁）

如果說蔣在東南亞的動作主要源于防御性思維，那么他與韓國的合作就帶有主動出擊的意味。林書引用臺灣檔案寫道，1949年12月，蔣介石計劃轉進韓國，利用韓下轄的黃海島嶼，作為牽制解放軍的秘密基地，他日一旦反攻，也可作為海、空軍補給基地。李承晚擔憂金日成揮戈南下，所以也有意通過向蔣提供境內基地，換取援助與軍事合作。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蔣又決定從旅居韓國的僑民、工商業(yè)者中招募情報人員，進行秘密培訓。（第47-48頁）

臺韓雙方的合作在1969年邁上了一個新臺階。臺灣過去因地理、氣象條件所限，從金門、花蓮飄放的氣球只能達到長江以南諸省。為求擴大宣傳覆蓋范圍，臺方想到了韓國。雙方經秘密談判，決定臺以協(xié)助韓展開“心理作戰(zhàn)”的形式，在漢城附近修筑了專門的“空飄”基地。從1970年起，臺方人員幾乎每年都向大陸東北、華北、西北等地區(qū)飄放高空氣球、傳單等物品。作為交換，韓也運用臺灣設備，向平壤等地展開空飄作業(yè)。此項被臺當局稱為“犁庭計劃”歷經二十年，直至1990年8月才停止運轉。（楊瑞春：《中國國民黨大陸工作組織研究（1950-1990）》，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50-53頁）。

《困守與反攻：冷戰(zhàn)中的臺灣選擇》林孝庭著九州出版社，2017（資料圖/圖）

美蔣合作包裹下的矛盾沖突

在蔣介石對外交往的版圖上，美國當然是分量最重的一塊。1950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美國政府重新向國民黨當局提供安全保障，先是出動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接著派遣軍事顧問團助蔣，大批官兵隨后陸續(xù)而來，最高峰時約有20萬美軍駐臺，臺中清泉崗機場一度還成為美空軍在遠東的最大基地。

除了公開的軍事合作外，臺方還由蔣經國出面與中情局的杜根簽訂秘密協(xié)定，在中情局提供技術裝備的基礎上，臺空軍組建了第34、35中隊，也就是有名的“黑蝙蝠中隊”與“黑貓中隊”，專司潛入大陸上空展開偵測作業(yè)，將刺探來的軍情信息提供給技術部門深入研讀。

在密切合作的同時，美蔣關系又抵牾不斷。早在抗戰(zhàn)時期雙方便因矛盾激化釀成了“史迪威事件”，香港科技大學齊錫生教授形象地把他們喻為“劍拔弩張的盟友”。美蔣這種內在緊張關系幾次沖擊到蔣介石個人的政治地位。1948年底，國民黨內倒蔣勢力暗潮洶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也卷入其中，因而在蔣介石眼中，“美國大使館幾乎成反華倒蔣之大本營。”（劉維開：《蔣介石的1949：從下野到再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頁）國民黨敗退臺灣后不久，蔣“復行視事”，處境甫一并不穩(wěn)健。不少研究都表明美方此刻動了換蔣的念頭。林書也提到美國務院部分決策人士“暗中策劃發(fā)動政變”，考慮以留學弗吉尼亞軍校、時為臺陸軍總司令的孫立人取代蔣介石的可能性與可行性。（第50頁）蔣介石也對孫立人與美方間的往來抱有戒心，這就為幾年后孫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廢黜埋下了重要伏筆。

美蔣矛盾還體現在國民黨當局為顯示自身政權的“正統(tǒng)性”，在蒙古問題上與美國步調相異。1953年國民黨當局宣布廢止當年與蘇聯(lián)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隨之不再承認外蒙獨立地位。兩年后蒙古申請加入聯(lián)合國，當局毫不猶豫地在安理會投票否決。1961年蒙古再度申請入聯(lián)，蘇聯(lián)為之在非洲國家間積極活動，而美方此時對蒙古問題有了新思考，認為若承認蒙古獨立，“能夠讓美國在該地建立新的外交據點，以便近距離觀察中、蘇兩國情勢”，從美方的角度而言，“利大于弊”。（第112頁）

圍繞蒙古入聯(lián)問題，美蔣反復拉鋸爭執(zhí)，最后還是蔣被迫做出讓步，同意不投否決票，可也不能投票贊成，于是蔣方代表索性不出席投票活動，以示仍不承認蒙古獨立，但究其實質，還是抬手放過蒙古，讓它成功入聯(lián)。（陳紅民：《蔣介石與1961年聯(lián)合國“蒙古入會案”》，《社會科學輯刊》2012年第2期）

美蔣之間更大的矛盾在于美方可向蔣提供軍事安全保障，但它絕不支持蔣發(fā)動“反攻”作戰(zhàn)，以免被“拖下水”，身不由己地被拉入一場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美方這種盤算在1954年美蔣《共同防御條約》談判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美方代表勞伯森堅持臺北在未與華盛頓協(xié)商并獲得同意前，不能主動對大陸發(fā)起軍事行動。蔣方代表葉公超雖一再反對，美方仍堅決不肯讓步。最終，蔣介石不得不采取折中方式，將美方該款要求不列入條約正文而以秘密換文的方式處理，以免公之于世，挫傷臺灣軍民士氣。林書認為，從條約簽訂的效果而言，盡管蔣介石與美國建立了協(xié)防關系，滿足了政治需要，可也基本上粉碎了以軍事手段“反攻大陸”的愿望。（第104-107頁）

對于困守臺灣的局面，蔣介石是難以接受的，他依然伺機而動。1960年代初大陸進入困難調整時期，蔣打算以此為契機大舉反攻，代號“國光計劃”，結果被美方察覺，引發(fā)肯尼迪政府的強力干預。在美重壓之下，再加上解放軍重兵集結福建，蔣介石只能放棄原定計劃。（第126-128頁）

越戰(zhàn)的全面爆發(fā)讓蔣介石認為迎來了新機會。他將結束越戰(zhàn)與“反攻大陸”串聯(lián)起來，誘惑美方提供支持。1965年9月，蔣經國告訴美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臺有進攻西南五省的“大火炬五號”計劃。計劃一旦成功，就可控制粵、桂、滇、貴、川五省，自然也就切斷了援越物資、人員的陸上運輸通道，越戰(zhàn)結果不言自明。為打消美方顧慮，蔣經國還表示，美軍不必直接參與計劃，只需提供必要的后勤與�？哲娺\輸支持，協(xié)助國民黨軍空降即可，此后一切行動，包括策動當地民變，臺方都已做好妥善準備。然而任憑他如何鼓動，麥克納馬拉不為所動，只允諾將會對該計劃進行全面評估。幾個月后，美方將不支持的決定通知蔣經國。蔣經國雖憤怒卻無可奈何。（第245-246頁）

蔣介石對美方的掣肘極為不滿。多次在日記中抨擊美國，說美國務院有“控置黃種之狂妄野心”（《“總統(tǒng)”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十，第241頁），肯尼迪言行“天真幼稚”。（第110頁）考慮到自己有求于美，蔣又不得不委屈求全，但有時委屈也未必能求全，尤其當美全球戰(zhàn)略與蔣的利益發(fā)生直接沖突時，美方通常就把蔣放到了第二位。1971年，為制衡蘇聯(lián)，基辛格秘密出訪北京，旋即公告尼克松總統(tǒng)將于次年訪華，對于這項轟動世界的安排，蔣介石毫無思想準備，事后得知怒不可遏，在日記中多次叱罵尼克松為“尼丑”。只是無論他如何發(fā)泄憤懣情緒，也無法改變國際政治冰冷的現實考量。

蔣介石應因美臺矛盾的策略

面對美臺矛盾，蔣介石在日記中發(fā)泄情緒之余，更多是“以斗爭求團結”地與之展開周旋。蔣介石安排過陳誠訪美時將自己的親筆信交與對方，也會讓蔣經國與中情局駐臺辦事處接洽，通過他們向美國層峰傳遞意愿，本人還直言不諱地對美駐臺“大使”斥責美國有時待臺灣“簡直比對一個‘附庸國’還不如”（第113頁）。盡管蔣用不同方式將自己的不滿傳入白宮，但他不與美國總統(tǒng)當面交涉，以預留轉圜余地。

與蔣介石相比，毛澤東的表達方式直接明快，即便與赫魯曉夫談話，也曾讓赫氏吃過釘子。1959年赫魯曉夫赴北京參加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典禮。在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方高層會談時，雙方言辭不合，毛澤東當場就批評起赫魯曉夫，最終讓他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沈志華：《無奈的選擇——冷戰(zhàn)與中蘇同盟的命運》，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17-722頁；閻明復：《閻明復回憶錄》，卷一，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35-538頁）這是蔣難以想象的，也是臺方所謂北京系莫斯科“附庸說”無法解釋的。

蔣對美交涉當然是希望通過努力能改變美方的決定，倘若無法實現初始目標，那就不得已求其次地盡力促成美方在其他問題上做出讓他寬心的動作。例如在前述蒙古入聯(lián)問題，蔣以不投票否決換取到肯尼迪政府的支持。美國在聯(lián)合國提出任何涉及中國代表權的變更都屬“重要問題案”，需聯(lián)合國大會三分之二多數同意方能生效通過。此提案的通過確保了此后十多年國民黨當局在聯(lián)合國的席位。美方也明白自己某些舉動讓蔣心生不快，所以從維持雙方關系的角度出發(fā)，有時主動在一些枝節(jié)問題上釋放善意，譬如它雖然堅決反對“國光計劃”付諸實踐，但又向臺出售了一批先進軍機以及加強雙邊軍情合作，以安撫蔣氏情緒。（第131頁）

蔣介石對美交涉多以妥協(xié)收場，根源在于美臺雙方實力嚴重不對等，而臺灣又高度依附美國，所以只能做出心不甘情不愿的選擇。面對強者，弱勢一方是否只能妥協(xié)屈從？冷戰(zhàn)期間數次出現過弱者雖無力正面抗衡強者，但引入第三方因素后，仍可借力使力地維護自身利益的現象。典型者如齊奧塞斯庫，為抗拒蘇聯(lián)，便想到了發(fā)展對美關系。1969年他主動邀請尼克松訪問羅馬尼亞，尼克松也順勢接受了邀請，成為了第一個出訪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美國總統(tǒng)。

蔣在應因美臺矛盾時，是否也想到過引入第三方因素呢？林書認為，蔣有“以日制美”的規(guī)劃。（第87頁）日本因素指的是蔣身邊被稱為“白團”的一批日本舊軍人。1949年10月后，他們陸續(xù)被招募來華，為蔣出謀劃策。國民黨敗退臺灣后，白團主要從事軍官培訓工作，也將日本軍事動員體制全面引入臺灣。

林書分析蔣借重“白團”的用意，不僅是要提高軍隊戰(zhàn)力，也是制衡有美國背景的孫立人。1950年4月，蔣未與孫立人討論，便突然將精銳的32師交由“白團”訓練與指導，以后又讓白團負責大規(guī)模實彈軍演。美方據此認為蔣啟用“白團”是向孫表明，他無法容忍臺灣的軍事防衛(wèi)完全聽命于美國人，這也是他一貫采用的“分而治之”的手腕。（第90-91頁）

蔣介石更大的舉措，也是林書未提到的，就是他利用北京與莫斯科的矛盾，長期與蘇聯(lián)方面私下接觸�，F有研究表明，蔣、蘇早在1963年都曾向對方發(fā)出試探性的接觸信號，只是那時雙方都未予以回應。隨著北京與莫斯科之間裂痕不斷加深，蔣介石與蘇聯(lián)方面都覺得有必要拉近彼此距離，于是建立起幾條地下交往管道。

1965年底蘇聯(lián)官員主動利用聯(lián)合國場合，接近臺“駐聯(lián)合國軍事代表團”人員，要求與之秘密會談。蔣得到匯報后，同意實施，由此開始了雙方互動往來。很快，蔣、蘇又開辟了墨西哥管道，由雙方駐墨官員私下聯(lián)絡。接著，莫斯科派遣有克格勃背景的記者路易斯·維克多來臺，臺方安排新聞局局長魏景蒙招待見面，兩人以后在維也納、羅馬秘密往來。（肖如平：《蔣介石“反攻大陸”中的“控蘇”與“聯(lián)蘇”——以<蔣介石日記為中心>》，《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5年第4期）

蔣、蘇之間的往來直到1970年代初期才逐漸停止。原因何在？是因為雙方政治互信度極低，難以達成實質性協(xié)議，還是因為蔣擔心自己私下聯(lián)絡蘇聯(lián)會極大觸怒美方，所以主動“踩剎車”，抑或其他原因，目前尚不明了，有待臺、俄更多資料的公開。

在強制全臺民眾投入“反共抗俄”的同時，自己卻與蘇聯(lián)官方私下往來，這說明蔣勢不兩立的政治姿態(tài)是有彈性的，他在“兩岸秘使”問題上的舉措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只是這些在當時皆屬于“可做而不可說”的范疇。如今揮別那段烽火相連的歲月，歷史學者根據檔案資料進行學術研討，讓讀者再一次看到了歷史不是簡單地被非黑即白的邏輯所支配，而是蘊有多層次的內容，客觀詮釋歷史過程的復雜性正是歷史學的價值與魅力所在，林孝庭研究員這部《困守與反攻：冷戰(zhàn)中的臺灣選擇》論著也充分展現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