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秀耀來自廣西,楊海龍來自湖南,都是80后,廣西一所大學2000級的同班同學。畢業(yè)后,廣西的張秀耀最后去了深圳,湖南的楊海龍卻留在了南寧。
畢業(yè)十幾年,因為故鄉(xiāng)和“第二故鄉(xiāng)”的交匯,兩人還經(jīng)常見面,每次總會談起南寧,一說就發(fā)生爭論。
在張秀耀看來,十多年里南寧的樓越來越高,路也越修越漂亮,但給外界的“低工資城市”這一印象依然如故。所以每次回到南寧,站在街頭,看到綠燈亮起,一波波塞滿路面的電動自行車呼嘯而過,他總會感到一陣莫名的悲傷。“那都是很苦逼的底層呀,他們每天都在為一日三餐而騎著個電動自行車來回奔忙。”
楊海龍反對張秀耀把自己的故鄉(xiāng)想得如此不堪,因為“有些人并不是買不起小車,而是習慣了電動自行車。”楊海龍更多從南寧的包容談起,他認為“這是一座可以幫助底層人實現(xiàn)階層攀爬的城市”。
每次爭論都沒有結(jié)果,他們的爭論所代表的,正是十幾年來城市輿論分裂的兩派。南寧街頭也依舊活躍著各式各樣的電動自行車,兩個輪子,繼續(xù)驅(qū)動著這座城市滾滾行進,但是不是“向前”,很多人也和他們一樣莫衷一是。
“摩托車上的城市”
今年2月7日下午,張秀耀又一次回到南寧,約的還是楊海龍。在朝陽廣場十字路口邊上,張秀耀看著滾滾而去的電動車流,嘟囔一句:“感覺就像來到了東南亞國家。”最近兩年,南寧1、2號地鐵開通,可電動車的發(fā)展勢頭似乎沒有減緩的態(tài)勢。
南寧因此被稱為“電驢之城”。“電驢之城”不是一天練就的,它有著非常清晰的成長脈絡。
2001年,全國很多城市都大同小異,主要保有的機動車是摩托車。即便廣州這樣的大城市,2001年,它的機動車保有量是142萬輛,其中摩托車78萬輛,占比達55%。
南寧的摩托車占比更高,2001年,南寧機動車保有量是45萬輛,其中摩托車39萬輛,摩托車占比達87%。
此外,外地號牌在南寧行駛的摩托車約10萬輛,這樣,當時在南寧行駛的摩托車約50萬輛。
2001年,南寧戶籍人口是293萬人,市區(qū)人口130萬人。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計算,南寧每6人就有一輛摩托車,市區(qū)則不到2.5人就有一輛摩托車。這個比例遠遠高于全國其他城市,且當時每天還在以150輛的規(guī)模不斷遞升,當時的南寧被形容為“騎在摩托車上的城市”。
上海交通設計院的專家當時在“號脈”南寧交通時表示,“如果不調(diào)減摩托車總量,任何先進的交通方案,都無法解決南寧市交通擁堵的問題。”
動態(tài)數(shù)據(jù)更讓人吃驚,2001年的南寧比2000年增加了10萬輛摩托車。“未來2-3年,南寧市摩托車將發(fā)展到70萬輛。”
時任南寧市市長林國強驚呼:“70萬?這將是一個災難性的數(shù)字!”為避免“災難”到來,南寧采取了“措施”。2002年1月6日,南寧市政府公布《關于調(diào)減南寧市摩托車總量、停止摩托車注冊登記和營運的意見》:2002年1月10日起,南寧停止辦理摩托車注冊登記。3月10日起,南寧注銷所有已發(fā)放的摩托車和殘疾人專用車的營業(yè)運輸證。7月10日起,南寧禁止非南寧市籍號牌的各類摩托車進入南寧市快速環(huán)道以內(nèi)所有道路。
此外,南寧市區(qū)也對摩托車行駛進行管制,比如在一些路段分別實施全日制管制和上下班高峰期管制。
當時,“禁摩”消息放出后,南寧市民先是震驚,接著是搶購摩托車,連夜排隊爭取上牌。在2002年1月7日-9日—“禁摩”落地前3天,有近3萬輛摩托車成功搶到上牌機會,其中市區(qū)2.5萬輛。摩托車的價格也在經(jīng)歷最后的瘋狂,一輛5千多元的摩托車被炒到7千多元。但搶購到摩托車不意味著順利入戶,有人連夜排隊上牌,但輪到自己時,已過1月10日的大限。
當時的大一新生張秀耀和楊海龍只知道,其時交警部門突然通過很多數(shù)據(jù),每天向媒體列舉摩托車的種種“不是”:車禍的禍首、搶劫的工具、污染的源頭……
直到學校放假,張秀耀和楊海龍感受到了變化。拖著行李箱走出校園,再也沒有一哄而上瘋狂搶客的摩的司機了。偶爾出現(xiàn)的摩的司機在和他們搭話時,眼睛余光四處打量,“緊張得像個小偷似的。”
當“摩托車上的城市”逐漸遠去,“電驢之城”呼嘯而來。
電驢之城
2002年,南寧“禁摩”時也順帶把電動自行車給禁了,同時在一些路段懸掛了禁止電動自行車通行的標識。
不過,2004年7月,楊海龍畢業(yè)時,又發(fā)現(xiàn)了新變化。畢業(yè)前的兩個月,街頭的電動自行車禁行標識被陸續(xù)拆除,原因是新修改并于2004年5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將電動自行車定性為非機動車,各地可以根據(jù)具體情況對其進行登記管理。
這樣,有立法權的城市比如深圳,就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了,北京則是局部限制。但大多數(shù)城市是放開管理,默認電動自行車上路。
南寧本意是要延續(xù)過去禁摩時對電動自行車的禁行做法,但新修改的法律實施后,被認定為非機動車的電動自行車是否還要登記管理,這得由省一級政府來定,南寧無權禁止。
這樣,南寧電動自行車從2004年的5000輛,“嗖嗖”往上升。到2006年,南寧電動自行車達7萬輛。到2007年,這一數(shù)量飆升到36萬輛。
此后幾年,電動自行車在南寧迎來了發(fā)展的黃金期。南寧市交警支隊提供的數(shù)據(jù)顯示,到2017年7月19日,南寧電動自行車保有量203萬輛。
今年2月1日,記者從南寧市交警支隊了解到,目前,南寧市的電動自行車已經(jīng)飆升到236萬輛,且每天還在以1500輛的規(guī)模遞增。
和一些被禁止通行的城市比,南寧成了電動自行車的天堂。這座市區(qū)人口370萬的城市里,平均每1.5個人就擁有一輛電動車,“電驢之城”名副其實。此外,南寧依托電動自行車出行的比例,高達34%。
和它毗鄰的很多東南亞城市一樣,南寧似乎和兩輪車有著非同尋常的聯(lián)系。南寧地處廣西南部,屬于亞熱帶,在北回歸線以南,面向東南亞,背靠大西南,氣候溫潤,年平均氣溫21.7攝氏度。
此外,地勢上,南寧大部處于較為平緩的盆地。
氣溫適中,地勢平緩,意味著南寧具備摩托車、電動自行車等“肉包鐵”交通工具暢行的良好條件。相比之下,北方在這一點上就很“吃虧”,冬天冰雪路滑、寒風刺骨,大大降低其使用概率。
但有人提出,“電驢之城”為何不出現(xiàn)在重慶或貴陽?一個說法是,重慶、貴陽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坡陡路繞,冬天氣溫太低。
摩托車、電動車在其工具特性上就特別適合兩廣。2006年,東莞開始禁摩時,摩托車保有量為69萬輛。2010年,佛山開始禁摩時,摩托車保有量是114萬輛。2001年,廣州的摩托車保有量也高達78萬輛。
如今,在深圳,交警每年查扣的摩托車和電動自行車有40萬輛,但越查越多。據(jù)深圳市公安局交警局副局長徐煒介紹,深圳全市存量電動自行車超過400萬輛。
從數(shù)量上看,目前南寧電動自行車總量還比不上深圳,但它之所以被稱為“電驢之城”,是因為南寧的人口和深圳完全不是一個數(shù)量等級的,更少的人口和巨大的電動自行車數(shù)量,使南寧的電動自行車占比更高。
此外,2013年8月15日起,南寧一改過去對電動自行車禁止或限行做法,轉(zhuǎn)為注冊登記和規(guī)范管理,還開辟電動自行車專用道。
在南寧考察電動自行車出行后,公安部交管局副局長王金彪也感嘆:“全國電動自行車、摩托車排隊最好的有兩個城市,一個是臺北,一個是南寧。”不“禁”不“限”也能管理好電動自行車,南寧的做法因此成了“南寧經(jīng)驗”而被推廣。
但反面的聲音也一直很強烈,有代表性的一個觀點是,南寧遍地是電動車,影響城市形象,影響招商引資和城市發(fā)展。
“雙輪驅(qū)動”的是與非
南寧官方也曾想一禁了之,只因權力所限無法完成,結(jié)果在某種程度上才成就了“南寧經(jīng)驗”。
但這種經(jīng)驗究竟對城市發(fā)展是好是壞,難有定論。最大的疑問來自于,低成本是否鼓勵了城市的低層次運轉(zhuǎn)?在民間,“低薪撐起南寧”的說法,一度甚囂塵上。
2017年,南寧市政協(xié)委員、交通局副局長梁展凡在提案中建議,已開通軌道交通1號線的民族大道、朝陽路、大學路及已經(jīng)開通快速公交(BRT)的民主路、長罡路和長虹路,設置示范道路,限制電動自行車通行并出臺管理措施。
很快,這一提案開始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發(fā)酵,并形成“哭暈電驢黨”等輿論。支持者認為,禁摩后又對電動車開綠燈,禁摩意義消失。支持者還認為,應通過禁止電動自行車來提升城市形象,這有助于南寧招商引資和城市發(fā)展,甚至起到通過“提高薪酬成本增加企業(yè)壓力,倒逼企業(yè)轉(zhuǎn)型升級、向更高價值鏈挺進”的目的。
楊海龍是反對的。他認為,南寧包容了電動自行車,也就包容了剛剛從高校畢業(yè)的很多大學生,電動自行車被包容,可以降低大學生的出行成本,讓他們在人生剛起步時,可以在較低工資的情況下,過得比較舒適、體面,也為他們未來的成長和對南寧的貢獻奠定基礎。
徐彬是南寧招商系統(tǒng)的一名官員,他告訴《南風窗》記者,電動車和南寧的發(fā)展是相輔相成,而不是相生相克。徐彬不認為通過高成本可以倒逼南寧快速發(fā)展,因為城市發(fā)展和變遷是有其規(guī)律可循的,“何況目前已有足夠多的壓力倒逼企業(yè)轉(zhuǎn)型發(fā)展,比如用工壓力,環(huán)保壓力等等。”
徐彬說,發(fā)展中的問題要用發(fā)展來解決,在公交系統(tǒng)不夠完善的前提下,斷然通過行政手段來“禁電”是不合適的。
和徐彬持類似觀點的,還有南寧臺商協(xié)會會長周代祥。周代祥告訴《南風窗》記者,南寧的氣候和臺灣非常相似,其實摩托車、電動自行車在臺灣也很盛行,所以7年前,當他第一次來到南寧就感覺非常親切。在周代祥看來,城市的包容有助于激發(fā)各階層活力,且企業(yè)家選擇城市,逐利是導向,他沒有因南寧電動自行車多而感到不適,目前他甚至已把家安在南寧。
廣西勝華集團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林炳森也告訴《南風窗》記者,“電動自行車是出行工具,不是犯罪工具”,所以他沒有因此排斥電動自行車,包括他公司的一些員工即便有了小車,也習慣騎電動自行車出行,因為好停車,受城市堵車因素的影響也較小。
南寧臺商協(xié)會副會長林大為告訴《南風窗》記者,城市的發(fā)展階段不一樣,電動自行車恰恰是解決了南寧過去交通存在的不足,某種程度上,電動自行車是成就而不是毀掉南寧,添堵的不是電動自行車,而是小汽車。
“公共政策要解決的是公共問題,要考慮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更經(jīng)濟、更公平。”廣西民族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陳路芳告訴《南風窗》記者,但公共問題之間又具有關聯(lián)性,解決某個問題可能產(chǎn)生新的問題,某項公共政策究竟利大還是弊大,這需要科學評估,避免因某項政策產(chǎn)生更大更嚴重的問題,所以電動自行車在南寧究竟禁止還是繼續(xù)施行,這需要評估。
記者了解到,在南寧市電動自行車注冊登記管理辦法施行4年后,這一決策已作為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重大決策后評估項目,于2017年6-8月接受第三方評估組的評估。
接下來,隨著南寧地鐵陸續(xù)開通,南寧市電動自行車的走向值得關注。張秀耀、楊海龍所代表的兩種尖銳意見,還會繼續(xù)針鋒相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