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達莫斯科

 

　　

    宋慶齡在莫斯科

　　9月6日，宋慶齡一行終于到達了莫斯科。蘇聯(lián)各界民眾前來歡迎的熱烈場面，讓宋慶齡不由感動得眼眶濕潤。這天宋慶齡發(fā)表了《在莫斯科的聲明》，闡明她訪問莫斯科的目的，一是代表已故的孫中山作訪問，“也是代表中國的革命群眾，來向蘇聯(lián)人民表示謝意”；二是向全世界宣告那些背叛孫中山的國民黨冒牌領(lǐng)袖，“雖然自命為中國國民黨的發(fā)言人，但他們并不能代表革命的國民黨，也不能代表中國的革命群眾”；三是來表示我們對中國革命前途的信心，“雖然中國的革命暫時喪失了它已經(jīng)取得的地區(qū)，但它仍然堅強有力、朝氣勃勃、充滿信心”。 

    莫斯科的冬天是寒冷的，在此期間，宋慶齡還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看望中國學生，并發(fā)表演說。一位名叫盛岳的中國學生當年曾出席聆聽，盛岳回憶說，“宋慶齡還要求大家要永遠牢記：“我們是孫中山的信徒，我們曾在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學里受過訓練……千萬不要忘記，孫中山的最寶貴的遺訓就是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即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 

                                                

                               “桃色新聞”事件

    宋慶齡訪問莫斯科期間，也發(fā)生過一起令國人、更令宋慶齡本人十分憤慨的所謂“桃色新聞”事件。當然，此事純屬捏造，始作俑者為英國《每日郵報》。

　 那是1927年10月中旬，英國《每日郵報》及美國、比利時等一些國家的媒體相繼捏造有關(guān)宋慶齡的所謂新聞，造謠說“孫夫人與陳友仁在莫斯科結(jié)婚”等等荒誕不經(jīng)的故事。

　　誠如愛潑斯坦指出的，宋慶齡深深明了“這是蓄意制造的政治暗箭，使她這次勇敢的莫斯科之行失去光明正大的意義，而降格為‘肥皂劇’劇情中常有的一場私奔”。

　　宋慶齡當即從莫斯科打電報到上海西摩路（今陜西北路369號）宋宅，要求其家人向首先傳播此謠言的英國《每日郵報》“根究謠言之由來，如無滿意之更正，即委任律師至英京控訴該郵報”。宋宅接到電報后，即找律師商議此事。其時“惟因該報日前已有一自行更正之紀事，故現(xiàn)正調(diào)查該項更正稿，是否可認為滿意，以便決定控訴與否”。

　　此時恰在日本東京的宋子文在接待《大阪每日新聞》記者采訪時，也憤然指出“此項消息，純由反對廣東人之英人宣傳”。并說他“本人對此，實不能終守沉默態(tài)度，已請廣東政府發(fā)電向駐倫敦之代表，在英國法庭起訴英報造作謠言，要求賠償名譽損失”。

陳友仁對此謠言也予以痛擊道，“此乃蓄有惡意的杜造之言，欲放出政治上褻瀆神圣之氣味，因渠甚尊重孫夫人也”。

　　在這樣的合力反擊下，荒誕不經(jīng)的宋、陳“結(jié)婚”謠傳終于得以平息。

　　 　　                     

 

    就在此事平息一個多月后，宋慶齡又遇上了一件讓她傷心不已的事，那就是幫助她成功離開上海，實現(xiàn)此番訪問莫斯科之行的摯友雷娜·普羅梅因病于11月21日在莫斯科逝世。這天正是感恩節(jié)，宋慶齡冒著刺骨的寒風，步行穿過莫斯科市區(qū)，參加普羅梅的葬禮。普羅梅好友、美國作家和記者文森特·希恩曾經(jīng)回憶說，“在（普羅梅）葬禮舉行的那天下午，‘那天天氣寒冷。我注意到了孫中山夫人那瑟瑟發(fā)抖、微微彎曲的身影。她從中國方面的收入來源已告斷絕，而她自尊自重，不愿接受陌生人的資助。她連件冬大衣都沒有，只裹著一件單薄的黑斗篷。僅僅幾天之前，她的病才痊愈，臉色仍是十分蒼白……”。

 

    由此可知，宋慶齡在此期間身體還出了狀況，所幸無大礙。

    如果不是因為會見斯大林，宋慶齡也許會在蘇聯(lián)多逗留一些日子，但是1928年春天與斯大林一個半小時的談話，“使宋慶齡感到迷惘和失望”。她說“認識到斯大林不想繼續(xù)幫助我們而聽任蔣介石得逞時，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 　　

    1928年5月1日，宋慶齡乘火車離開蘇聯(lián)抵達德國柏林。直至1929年5月6日由秘書黃琪翔陪同，乘火車從德國柏林啟程經(jīng)蘇聯(lián)西伯利亞回國，以參加不日將舉行的孫中山遺體落葬南京中山陵的奉安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