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校西遷的艱辛，事無巨細的操勞，家破人亡的哀慟，“落伍氣象學”的追悔，以及更多不被理解的傷懷、內外交困的迫壓……翻讀日記，竺可楨一向堅忍、寬厚，克己、自省，即便如何苦楚，鮮有直言不諱者。但他不是三頭六臂的英雄，也不是不食煙火的金剛。

　　竺可楨記日記或始于1913年入學哈佛之時，但遺憾的是，1936年前的日記先失于火災，后失于戰(zhàn)爭，均已不存，今天我們能讀到的竺可楨日記自1936年1月1日始，至1974年2月6日，他去世前一天。日記時間連貫，敘事清晰，內容細致豐沛，是史學界公認的“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名人日記之一”。尤其新中國成立前的部分，完整地記錄了一位大學校長的教育理念、辦學情懷，以及戰(zhàn)火硝煙里執(zhí)掌一所高校體會的五味；而其長校浙大13年間的去與留，直可謂遍歷周折，費盡思量，頗引人懷想。

　　1935年12月9日，平津各高校發(fā)起“一二·九”抗日愛國運動，得到全國各地學生的響應。12月24日，“浙江大學校長郭任遠，因阻學生游行，被迫辭職”。次年1月21日，蔣介石由陳布雷陪同視察浙江大學，并委陳布雷、許紹棣與浙大校務委員會處理善后。據(jù)陳訓慈稱，首推竺可楨往長浙大者正是時以教務長名義主持臨時校務會的鄭曉滄；而竺可楨知道自己“躺槍”，是在1月28日的午餐餐桌上：

　　中午肖堂與曉峰約在美麗川中膳，到詠霓、謝季華、馮景蘭(懷西)等。據(jù)詠霓云，浙江大學教員與學生均不滿于校長郭任遠，郭辭職，教部已有允意，但蔣因學生排斥校長勢不可長，故決維持郭，在郭辭職時曾有人主派余前往長浙校之議云。（1936年1月28日日記）

　　其時也，竺可楨已在南京工作生活了十多年。雖然1936年前的南京日記包括更早的哈佛日記均已不存，但從這年年初短暫的南京日記，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作為東南大學地學系主任、北極閣氣象研究所所長、中國氣象學會會長和中央研究院評議員，身在南京的竺可楨，可謂工作得心應手，事業(yè)如日中天，生活平靜而美滿，在指導各地建氣象測候所、組織學會會議之余，也偕夫人走親訪友，教長子竺津學英文，帶孩子們去看秀蘭·鄧波爾的《小姑娘》，一切都是最好的模樣。

　　當然，此間內外政局之患，是困擾竺可楨們的餐桌話題：

　　六點半至利涉橋老萬全，周漢章邀晚膳，到翼謀、肖堂、曉峰、王煥鑣、張廷休、繆贊虞、展叔、振公等等。張廷休謂政府現(xiàn)己具決心抵抗，二三個月以內或將發(fā)動云云。張與何敬之頗接近，故似可代表軍部之意見，蓋己至忍無可忍之時期矣。（1936年2月2日日記）

　　戰(zhàn)爭跡象則是隨處可見：

　　《字林西報》載上月份我國在美大買軍火，計值三百萬金元，抵全美軍火出〔口〕四分之三云。（1936年2月7日日記）

　　據(jù)石瑛云，政府已有決意抵抗，現(xiàn)政府已將現(xiàn)銀運往成都云云。（1936年2月11日日記）

　　對時局之悲觀，甚至讓竺可楨有出售住宅之計劃：

　　晤元任，余以時局危急，擬將住宅出售，以一旦薪水不發(fā)，則銀行按月應還之款，無法付去。元任云，此事當非限于一二人之事，臨時當可緩付云云。又若政府一旦濫發(fā)紙票，則屋售出后，等于得到若干廢紙而已，故此事作罷。（1936年2月10日日記）

　　竺可楨在南京有兩處住宅，分別是珞珈路新居和雞鳴寺路舊居。以仍需按月還款推測，竺可楨擬出售的或為珞珈路新居。這年4月，竺可楨只身前往杭州，家還留在南京，直至次年8月南京遇炸，竺可楨才移家杭州，并偕家人隨校一路西遷，夫人俠魂和次子竺衡俱病歿泰和。待再次回到南京，已是1945年抗戰(zhàn)勝利以后。他先上了北極閣：

　　無線電臺屋尚好，惟門窗全去。自山上下望，見全城依然如故，不禁有江山依舊，面目全非之慨也。院中草己深，且壁亦失修……（1945年10月14日日記）

　　次日回“家”，知“所有書籍均亡”，包括1927年遇火災后10年間的日記：

　　十點，余偕高玉懷至珞珈路廿二號，由江蘇路往。外表與八年前無異，內住偽財次〔長〕……陳君衍。陳已被押，其妻女在內……余所有書籍均亡。問之，據(jù)云目前亦無一書架，其不讀書可知矣。內部裝修甚好，但草木無增加，但高大不少矣。后面添一磚屋，系衛(wèi)隊用。（1945年10月14日日記）

　　這是后話，回到1936年。2月11日晚8時，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詠霓）到訪，正式告知擬請出任浙大校長之提議。在竺可楨看來，戰(zhàn)爭將至、危機四伏的時局，對學校師生自然是巨大威脅；而若站在大學主事者角度，一個安放不下一張安靜書桌的校園，更是萬難維持的。因之，竺可楨隨即有如下表示：

　　余謂在此時局，難保于三四月內不發(fā)生戰(zhàn)事，京杭兼顧勢所不能，故余不愿就，若能于浙大有所補益，余亦愿竭全力以赴之也。（1936年2月11日日記）

　　這應該是竺可楨的基本態(tài)度，作為一介知識分子，在個人利益與大局利益存在沖突的時候，竺可楨選擇的是犧牲自己。

　　十天以后，蔣介石約見：

　　待約一小時，蔣始來，蓋在軍校訓話云云。待約五分鐘，即偕布雷同見蔣。渠最初問余是否初來自北平，余告以去年曾至北平，但渠意中終以為余方由北平回也。次即約余赴杭州長浙大事，余告以須與蔡先生談后方能決定。渠意即欲余允任，余告以尚須考慮，談約七八分鐘而出。（1936年2月21日日記）

　　考慮到事已至此，或難推辭，竺可楨以諸多實際困難，設想著自己的半年之約：

　　余個人之困難在于：一，不善侍候部長、委員長等，且亦不屑為之；二，時局如斯，萬一半年內戰(zhàn)事發(fā)生，余不能離杭，則不免懸心吊膽；三，余目的并不在于要能長做校長，故半年之內亦難看見成績也。（1936年2月25日日記）

　　后來，蔡元培建議一年為期并答應推薦繼任者，邵元沖、張默君夫婦亦勸其“宜暫往一試”，因為“借此可以轉易學風，展施懷抱”。在師長、朋友、家人的鼓動和支持下，1936年4月26日，竺可楨到浙大接事。但他以“不愿放棄氣象研究所事”，而“久兼決非辦法”，故始終惦記著“半年”之期。除不移家、不離所，一個未事張揚的證據(jù)就是，這年10月中旬，借報告過去半年來校務改進狀況之名義，竺可楨托陳布雷將《半年來浙大之改進》一文轉呈蔣介石。顯然，這份報告很有點布局進退——以進為“退”——的功能。

后來我們知道，竺可楨在獲得了“財政須源源接濟，校長有用人全權”兩項辦學特權以后，“以半年為限”的要求卻遙遙無期，并且先后有10個年頭，竺可楨帶著他的大學流亡在戰(zhàn)爭邊緣，歷盡千辛萬苦。

　　這期間，他十次請辭校長之職，前九次都因種種原因不能得逞，從官方不讓走，到西遷不能走，到師生不讓走。直至1949年4月29日，竺可楨在確認浙大師生能保安全，自己已無留浙大之理由之后，決立時避開。從1936年4月26日到校視事至此，竺可楨接長浙大13年整。

　　竺可楨的想要擺脫浙大，無論是為半年之約，還是為不愿放棄的氣象事業(yè)，都很能讓人理解。但其中因學生不聽勸阻罷課、游行而提交的幾次辭呈，或許可以讓我們對這位校長的心事更多一份猜想。

　　這13年，竺可楨從47歲到60歲，從一位科學家的正當華年到年近花甲垂垂老矣，他以離杭后一句“余對浙大校長一職實已厭惡萬分也！”寫盡了13年長校浙大帶給他的所有疲憊、忿懣、酸澀和委屈，包括舉校西遷的艱辛，事無巨細的操勞，家破人亡的哀慟，“落伍氣象學”的追悔，以及更多不被理解的傷懷、內外交困的迫壓。翻讀日記，竺可楨一向堅忍、寬厚，克己、自省，即便如何苦楚，鮮有直言不諱者。但他不是三頭六臂的英雄，也不是不食煙火的金剛，作為一位承受了如此多苦難和艱辛的老人，13年執(zhí)著的請辭和終得脫離的感慨掩藏著太多沉重的心思。

　　竺可楨離開了浙大，帶著無可名狀的傷感。從來，浙大得于竺可楨者多矣，求是問學的精神，教書育人的理念，“東方劍橋”的美譽，甚至綜合性大學的建制和規(guī)模，都在竺可楨治下得以奠定和弘揚；而竺可楨得之浙大，或唯“犧牲”二字。

　　竺可楨是浙大歷史上最偉大的校長，這是幾十萬浙大校友的共識。但值得一提的是，這一評價是伴隨著同事好友、青年學生曾經(jīng)的不理解、不體諒甚至不支持、不合作，在忍辱負重之中獲得的。

　　初來乍到之時，為“覓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竺可楨開始大規(guī)模延聘各學科優(yōu)秀學者。他選拔師資、延聘教授，既不任人唯親，也不舉賢避親，而惟能力、學養(yǎng)、修為和是否有助于人才培養(yǎng)為標準。他招攬梅光迪（迪生）、張其昀（曉峰）、胡剛復等左膀右臂和馬一浮、柳詒徵等國學大師，并竭力為他們創(chuàng)造盡可能好的治學條件，包括在校內成立以教授為主體的各種委員會，同時爭取源源不斷的財政支持，為浙大騰飛打下基礎。而其中，因為大量引進東南大學師生，竺可楨曾被投匿名狀，被指“植黨行私”，并列“九大罪狀”，校內甚至成立了“浙江大學驅竺團”。

　　西遷期間，竺可楨依“有公有建筑可資做校舍”，“物產(chǎn)豐富，物品價格低廉”，“偏安一隅，無軍事價值”等擇校條件，帶領浙大師生輾轉建德梅城、吉安泰和、廣西宜山等多地后，才最終落定遵義湄潭。這一舉措伴隨著諸多批評與指責，最激烈的時候，學生以校長下臺相要挾，好友梅光迪也對竺可楨不一步到位的遷校方式表示遺憾，他在1938年6月30日的家書中稱：“最近我們可能不得不再次搬家，去廣西或貴州。……我們都指責那些當年沒能讓學校走得更遠的責任者。播遷伊始，我們就應該去廣西、貴州或云南。如今，成千上萬的錢被砸在這里——修房子，筑壩，為所有房間配置家具等，現(xiàn)在都白費了。”

　　面對這些責難甚至驅逐，竺可楨以心底無私，故行事坦蕩，表白了自己“惟以是非為前提，利害在所不顧”的行事原則，并最終用輝煌的事實贏得了師生們的尊重和支持。但其內心的苦澀與失落，怕是外人難以詳知的。

　　對于天之驕子的大學生，竺可楨一向愛護有加。除了教導他們固守“求是精神”，明了“大學生的責任”，能明辨是非，靜觀得失，敢追求真知，探索真理；他也像母雞護雛一樣，時刻準備著張開羽翼護佑校內每一位年輕人。學生中有得肺病、傷寒、腦膜炎、惡性瘧疾等各種疾病的，他定期前往探望，每一位年輕人的夭折，都成為他日記里最沉痛的記錄；夫人張俠魂去世后，竺可楨將所貯國幣1000元，作“俠魂女士獎學基金”，獎勵家境清寒而學業(yè)優(yōu)良的女大學生；學生因卷入運動被拿捕、被禁閉訓練團的，竺可楨更是多方營救并往探視。1943年5月29日，竺可楨從北碚回重慶的路上，曾徒步七八華里，繞道前往青木關五云山青年訓練團探望王蕙、何友諒：

　　余在小灣站下車，往探王蕙、何友諒。問站旁人，知戰(zhàn)時青年訓練團距站七八華里之遙。余徒步往，自八點二十分走起向東南行，為一石板路，至一石橋，名群力橋，則已為五云山矣。訓練團在五云寨。余上寨覓隊長陳上川，即召王蕙來談約半小時。王蕙告余以被捕經(jīng)過，謂系反孔為主因，并以湖南學生楊姓失金戒子事而結私仇。至貴陽后，何友諒因被打三次而招供……（1943年5月29日日記）

　　1947年于子三慘案后短短10天內，竺可楨密集接洽和走訪了包括保安司令部警察、首席檢察官、法醫(yī)檢察員、監(jiān)獄長、法律顧問、省政府主席、省黨部官員、報社記者、學生代表在內的多方人士，并赴南京與教育部、司法行政部、行政院官員會晤，就這一慘劇提出交涉。

　　但是另一方面，這13年里，竺可楨對校規(guī)校紀的執(zhí)行從來都不溫和，從來不失原則。前任郭任遠以嚴厲限制學生而遭驅逐，事實上，竺可楨在校長任上，除考試作弊、考試不及格等原因退學的以外，因各種違反紀律而記過、留校察看、勒令退學、開除的學生亦絕不是個小數(shù)字，就日記記載，即有因群毆鬧事而被開除的，有違反網(wǎng)球場規(guī)則、擅貼壁報肆意攻擊或發(fā)起罷課簽名而被記過的，也有因策動游行而被勒令退學的。僅1941年7月，因阻撓畢業(yè)考試受到處分的就有13名學生，包括開除學籍1人，勒令退學3人，記大過5人，記小過4人。執(zhí)行紀律可謂嚴厲矣。

　　作為民國時期惟一一位非國民黨籍國立大學校長，竺可楨對學生罷課、結社之態(tài)度十分明確，即，不反對學生有政治信仰，但不贊成學生的學業(yè)受到太多干擾。“學生應埋頭求學問，否則從軍可也”。但抗戰(zhàn)勝利后，隨著戰(zhàn)事的不斷升級，校內外罷課風潮此起彼伏。于子三事件中，為全校學生屢勸不聽，持續(xù)罷課近4周，竺可楨第8次正式提出辭職：

　　于子三之慘死，予以澈查。至于余之辭職，乃由于治安機關不聽吾言，釀成于之慘死。而你們同學不聽吾言，將來難免不再出事，故余不能負責。（1947年11月8日日記）

　　這里隱含著多少痛心疾首，多少愛莫能助！那種擔憂、無奈的疊加，會對當事人心理形成怎樣的擠壓，又有幾分影響到竺可楨最后斷然舍離他執(zhí)掌13年的大學，我們不能確知。但事實上，這是竺可楨對學生別一種形式的耽愛和保護，保護他知識的汲取，保護他智慧的增長，保護他人身的安全與人格的康健，努力“教育救國”，真正明白天地間惟學無際，御強敵、樹邦國最靠知識。

　竺可楨的這些堅持，學生們曾不理解、不接受；待走上社會，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一生都在傳播和實踐“求是精神”和“大學生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講，竺可楨或許從不曾離開他耕耘了13年的大學，他是永遠的校長。（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 李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