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早期撰寫的部分調查報告

　　上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在專列上召開調研座談會

　　編者按：

　　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也是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必然要求。毛澤東同志不僅留下“沒有調查，沒有發(fā)言權”的至理名言，而且?guī)ь^深入一線搞調查研究，并親手寫就了大量不朽的調查報告。本刊今天特邀請專家詳細介紹毛澤東早期開展調查研究的情況，回顧和學習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方法和理論總結，以期對我們今天更好地繼承和弘揚這一傳統(tǒng)，做好調查研究工作提供借鑒和啟示。

　　毛澤東一生對調查研究極其重視，認為“調查研究極為重要”，他不僅把調查研究看作一切工作的基礎，而且把調查研究當作各級干部必須練就的基本功。毛澤東本人就是調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極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設工作中，親自做過無數(shù)次深入細致的調查。僅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時期，他就在農(nóng)村專門做過十幾個系統(tǒng)的調查。這里，我們僅從收入《毛澤東農(nóng)村調查文集》的幾個調查報告，探尋這位歷史偉人是如何進行調查研究的，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對調查研究的理論思考和總結。

　　毛澤東早期做了大量的調查，寫下了許多調查報告

　　對早期在嚴酷革命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所做過的調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調查報告，毛澤東有著極為深刻的記憶。但由于條件和環(huán)境惡劣，一些調查報告損失了，毛澤東曾痛心地說：“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些調查（特別是衡山、永新兩個），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毛澤東農(nóng)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頁）除了已經(jīng)痛失的“永久也不會忘記的”調查報告以外，一些有重要價值的調查報告保留了下來，其中僅大革命時期至少有七篇調查報告得以保留，后來收入了《毛澤東農(nóng)村調查文集》，分別是：《中國佃農(nóng)生活舉例》（1926年）、《尋烏調查》（1930年5月）、《興國調查》（1930年10月）、《東塘等處調查》（1930年11月）、《木口村調查》（1930年11月）、《長岡鄉(xiāng)調查》（1933年11月）、《才溪鄉(xiāng)調查》（1933年11月）。

　　從這些調查活動和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凡作調查，目的都非常明確，針對性也很強。調查期間都是親自做記錄，結束后又親手撰寫調查報告。他認為：“要自己當記錄，把調查的結果記下來，假手于人是不行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頁）

　　《中國佃農(nóng)生活舉例》，是目前我們看到的毛澤東最早的一篇比較完整的調查報告。這次調查是毛澤東在1926年做的，主要是了解佃農(nóng)生活的整體狀況。這份調查報告后來被作為“中央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叢書教材，為從事農(nóng)民運動的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尋烏調查》，記錄了毛澤東早期“最大規(guī)模”的一次調查活動，主要是了解城鎮(zhèn)商業(yè)。毛澤東說在這之前“我對于商業(yè)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自開始從事調查研究活動以來，他認為：“我做的調查以這次為最大規(guī)模。”

　　《興國調查》，使毛澤東開始有了“農(nóng)村的基礎概念”。了解中國農(nóng)村，歷來是毛澤東調查研究的重點。因此他在江西的興國縣永豐區(qū)農(nóng)村作了一次“較之我歷次調查要深入些”的農(nóng)村調查。“沒有這種調查，就沒有農(nóng)村的基礎概念。”

　　《東塘等處調查》，是毛澤東緊接著興國調查后做的一個專題調查。這次調查是毛澤東在紅軍行軍途中做的，主要是想了解“這些地方的村鄉(xiāng)兩級蘇維埃在土地斗爭中的組織和活動情形”。毛澤東說，“在這次調查前，我對于那些情形的觀念是模糊的”。調查后發(fā)現(xiàn)，“哪曉得實際情形完全兩樣”！

　　《木口村調查》，可以說是毛澤東做過的最短的一次調查。這是毛澤東等人途經(jīng)吉水縣一個叫木口的小村子吃午飯時，利用短暫的時間做的一次專題調查，目的是了解“村政府委員的成分及本村所殺反動分子的成分”。

　　《長岡鄉(xiāng)調查》和《才溪鄉(xiāng)調查》，是毛澤東為了總結和推廣基層工作經(jīng)驗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建立以后，毛澤東等中國共產(chǎn)黨人開始了治理國家的探索。但是，人民政府如何管理，蘇維埃政權如何運轉？一切都很陌生。毛澤東認為，必須找到一些典型經(jīng)驗，推廣一些基層好的做法。這才有了1933年11月的長岡鄉(xiāng)調查和才溪鄉(xiāng)調查。

　毛澤東早期留下的大量詳盡的調查筆錄和他自己整理的調查報告，是我們黨的一筆巨大財富。僅從上述七篇留存下來的調查報告看：長的達幾萬字，可以說是調查報告里的一份巨著，如《尋烏調查》，共五章三十九節(jié)，8萬多字；《興國調查》，也有3萬多字；《長岡鄉(xiāng)調查》2萬多字；《才溪鄉(xiāng)調查》1萬字左右。也有短的，如《東塘等處調查》，有5000字左右；《中國佃農(nóng)生活舉例》，3000字左右。更短的是《木口村調查》，不足2000字。這些調查報告，不僅為當時黨和紅軍了解農(nóng)村和城鎮(zhèn)的情況，研究革命斗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提供了豐富、詳實的第一手材料和重要依據(jù)；而且為后人研究中國農(nóng)村和城鎮(zhèn)的經(jīng)濟、政治和各種社會狀況，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毛澤東在開展實地調查的過程中，始終注意把調查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重大問題上升到理論層面來進行思考。他的一些理論思考，為中國共產(chǎn)黨實事求是作風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jù)和思想源泉。

　　（一）只有調查研究，才能形成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早在1930年5月做尋烏調查期間，毛澤東就從理論上總結了調查研究與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他在這次調查期間寫下的《調查工作》一文中，對調查研究活動提出過許多重要的理論觀點，其中最著名的是“沒有調查，沒有發(fā)言權”這一論斷。他還明確提出了“必須努力做實際調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等重要論斷。在長岡鄉(xiāng)調查中，毛澤東又進一步闡述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問題，正是在這一時期的調查研究和深入思考中，以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為精髓的毛澤東思想開始有了雛形和基礎。

　�。ǘ�）調查研究“是決定政策的基礎”，“是一切工作的基礎”

　　毛澤東在早期調查中撰寫《調查工作》一文時就指出：“一切結論產(chǎn)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調查就是解決問題”。這就是說，一切決策、論斷、結論，都來自于調查研究；一切問題的解決，都必須經(jīng)過調查研究。毛澤東在談到我們黨的成功經(jīng)驗時曾經(jīng)說過：“抗日戰(zhàn)爭時期，解放戰(zhàn)爭時期，我們做調查研究比較認真一些，注意從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通過調查研究，情況明了來下決心，決心就大，方法也就對。”為此，他在1961年1月召開的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倡全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并重新強調：“情況明。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情況不明，一切無從著手。因此要摸清情況，要做調查研究。”（《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34、235頁）他批評一些領導干部之所以在決策上發(fā)生缺點錯誤，根本原因在于放松了調查研究工作，“滿足于看紙上的報告，聽口頭的匯報，下去的時候也是走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時間內，根據(jù)一些不符合實際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斷和決定”。他在談到自己的實踐經(jīng)驗時說：“我的經(jīng)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jīng)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他明確指出：“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象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

　　（三）調查研究是克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前提，“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huán)”

　　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等惡習，不斷地侵襲著黨的肌體、影響黨的作風。毛澤東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在他提出的各種克服上述壞習氣的辦法中，調查研究，就是一個基本的辦法。1941年8月1日，毛澤東在起草《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時表示：“黨內許多同志，還不了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這一真理。還不了解系統(tǒng)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還不知道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情況如不了解，則政策勢必錯誤。”為了在全黨確立好的風氣，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向全黨提出系統(tǒng)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huán)境的任務”，并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提出：“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夸夸其談地亂說一頓和一二三四的現(xiàn)象羅列，都是無用的。”“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huán)。”

　�。�楊明偉 作者系《黨的文獻》常務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