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間地頭，古老的斗蟋文化與不斷投入的財富相遇，并隨之復活、繁榮、幻滅。

                                     托孤

    老崔給蟲友于佳發(fā)了條短信。“把我的罐子拉走吧。”躺在病床上，血液里的栓塞壓迫了他的運動和語言神經。

    十幾年前，老崔從北京某重點中學退休。70歲的他身高1米8，和老伴兒住在一套50來平米的房子里。爭取了二十多年，老伴兒劃出一塊1平米見方的角落，讓他伺候蛐蛐。

    2015年春節(jié)前，老崔中風了。被“托孤”的于佳不敢接罐：“玩蛐蛐兒的人，斗的就是一口氣。”罐兒在，就有念想，到了蟲季他還能爬起來。

    果然，轉過年，蟲季一到，老崔一抬腿又下山東了。老崔還算不上最癡迷的玩家。一位88歲的老爺子，被醫(yī)生宣告活不過80天時，從重癥監(jiān)護室出來，身上掛著尿袋、手背上打著吊針、坐著電動輪椅到了山東。他跟賣蟲的農民說，蛐蛐叫百日蟲，他可能活不到蛐蛐出戰(zhàn)了，但到了季節(jié)“特別想聽蛐蛐叫”。

                                   黑風口

    每年8月初，當第一場秋雨飄落，蛐蛐順利褪下最后一次殼。它們的翅膀變得厚實、亮麗。雄蟲震動翅膀鳴叫著從成片的玉米地、草窩、磚縫里跳出來，玩家們便像鐵屑一樣被“磁鐵”吸引著，奔向山東。

    按照蟋蟀學者的表述，因水質和土壤利于蟋蟀鈣化，山東有一條自北往南的蟋蟀產區(qū)，位于東經116 30 —117 30 ，包含寧陽、樂陵和寧津等16個地區(qū)。蟲客們把去山東抓蟲和買蟲，統(tǒng)稱為“下山東”。

寧陽縣鄉(xiāng)飲鄉(xiāng)小孔家村外的一個十字路口，形成了中國著名的蟋蟀交易市場——黑風口。每年至少有10萬人從外地涌入寧陽縣。圈里叫得上名號的玩家會帶著上百萬現金出現在黑風口。他們包下人流量最大的路口，每人一張小方桌和一條小板凳，等待蟲子被送到眼前。剩下的攤位也寸土寸金，10塊錢一個沿街排開。

   蟲客擠滿了蘭州拉面館，煙酒供不應求，平時一個月都賣不出幾桶的礦泉水斷貨了。寧陽縣政府曾做過統(tǒng)計，10萬蟲客在吃、住、行、購、娛樂、旅游六大塊為全縣帶來3個億左右的產值。這個數字在280公里外的寧津是4億元。為了持續(xù)“蟲經濟”，寧陽和寧津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舉辦“中華蟋蟀大賽”。蟋蟀譜已出了五六十個版本。寧陽縣政府還推出了一部地方法規(guī)，規(guī)范蟋蟀資源的開發(fā)。

                               萬金蟲

    那是從土地里冒出的真金白銀。2015年，一只重約0.65克的蛐蛐在黑風口曾賣出5萬塊的高價。按同時期黃金298元／克折算，即使是同等重量的千足金，也不過194塊錢。當地人許敬晴說，即使抓不到昂貴的“萬金蟲”，在象征涼寒的露水爬上莊稼之前，一個家庭也平均可以賺兩三萬。

    1993年，老崔第一次下山東，蟲友在地頭兒花150塊錢買了兩只蛐蛐兒，旁觀的農婦驚訝得直吐舌頭。到了2003年前后，開著悍馬、保時捷、奔馳的老板開始出現在市場，很快成為“大戶中的大戶”。當地有了新的致富經：“一只蛐蛐三頭牛”。

    萬金蟲進城后，住的是比北上廣還金貴的房子——價值幾萬，甚至十幾萬的蛐蛐罐。許敬晴的一位蟲客，在上海專門拿出一套500多萬的房子養(yǎng)蛐蛐。

    許敬晴的部分同鄉(xiāng)，在蟲季結束時，跟著大老板一同進城。他們?yōu)轶�蟀調理飲食、按摩、洗浴，是名副其實的“營養(yǎng)師”，月入過萬。于佳是蛐蛐圈的新玩家。他希望自己成為技術型選手，而不是人民幣玩家。為了賽場上的兩三分鐘，他常常需要準備一年。

為了不熏著蛐蛐，養(yǎng)蟲的三個月，于佳要求全家吃飯館，家里很少開火。按照書上記載，蛐蛐被熏了之后發(fā)軟，六條腿抓不實地，嚴重的直接斃命。但在山東，“蟲運”正漸漸枯竭。

好蟲卻越來越難抓。原來麥秸垛、墻角里，一翻就有。工業(yè)區(qū)、開發(fā)區(qū)的崛起，加上多年的掃蕩式捕蟲，如今車隊要開四十多分鐘去開辟新領地。在泗店、姚村等大型交易市場，為了對抗人工繁殖的蛐蛐——“白蟲”，賣家們拉起觸目驚心的橫幅——“抓到賣白蟲的罰款2萬”。

    玩家們還在嘗試去山東、河南、河北孵化新的市場。他們找到與寧陽處于同一緯度的處女地，投入金錢和設備，培訓農民如何識別優(yōu)質蟋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