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瀏陽市秧田村
1288戶人家21位博士,數(shù)百位碩士
湖南省瀏陽市沙市鎮(zhèn)北部的秧田村村民羅建植家,走出了兩位博士。67歲的羅建植的兩個兒子羅洪濤和羅洪浪都曾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博士生。羅建植只有初中文憑,但他相信,即使借米吃飯,也要讓孩子讀書,那時候家里窮,孩子讀書回來都要割牛草等,從小就鍛煉了吃苦耐勞精神。
羅碧波是恢復高考后秧田村出的第一個大學生,羅碧波六兄妹都考上了大學,弟弟羅晴和女兒羅兆婧都是博士畢業(yè)。
尋訪這座村,每一家都有著勤耕重讀的好故事。
據(jù)介紹,30年來,村里1288戶人家出了21位全日制博士、數(shù)百位碩士。
浙江省東陽市古淵頭村
900多戶 25位博士,550多位大學生
有著600多年歷史的古淵頭村,有2100多人,900多戶村民,平均4個人中就有一名大學生。
83歲的村民李章安,在他的教導下,家里的四個子女從小苦讀,大哥李項鴻是著名畫家,大姐李杏放身為博士在加拿大當教授,弟弟和妹妹先后考入名校,畢業(yè)后在外成家立業(yè),F(xiàn)如今,他的子孫接過父母的接力棒,有的在國內(nèi)名牌大學上學,也有的奔赴國外求學。
在古淵頭村,至今仍流傳著“五朵金花”的故事。“五朵金花”是較早走出村莊,到外國留學的5個女博士。其中,李祝霞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批50名赴美留學人員之一;李杏放是中國科學院環(huán)境化學研究所的研究生,1987年飛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留學,之后在加拿大拿到了博士、博士后;李瑞華在英國,王玲在德國;最年輕的李備備,2000年8月赴美攻讀博士學位,就讀肯塔基大學,校方為她提供了全額獎學金。
據(jù)了解,這個村子走出了25位博士、200多位高級工程師、副教授、教授、550多位大學生。
山東省泰安市洼里村
320戶人家 1位博士后,4位博士和數(shù)十位碩士研究生
在山東泰安一座僅320戶人家的洼里村,先后走出了1位博士后,4位博士和數(shù)十位碩士研究生。其中,平均每三戶就有一位大學生。
1977年,彭錫蘆和彭錫波雙響炮,考上當年足以改變命運的中專。1978年,也就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二年,彭樹銀以老泰安縣第一名的成績,被清華大學錄取。
彭淑貞是村里第一個博士后,1992年高考被錄取至泰山師專學習地理。后邊工作邊學習考入中科院,深造至博士后。其父彭西慶為小學校長,從事鄉(xiāng)村教育四十余年,村里很多碩士博士都是由像他一樣的鄉(xiāng)村教師教出來的。彭淑慶,以優(yōu)異的成績通過高考選撥,一氣呵成念至博士研究生并留校任教,現(xiàn)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師。彭英華則是村里第一個到美國留學的。國內(nèi)讀完博士又留美6年,現(xiàn)為中國農(nóng)業(yè)科學院教授。
受到彭樹銀的影響,洼里村的孩子們奮發(fā)圖強。僅有320戶人家的洼里村,先后出了50多名大學生。
傳統(tǒng) 子孫必須讀書識字
古淵頭村遠離城區(qū),只見一座座古民居保留完好,燕貽堂、崇德堂、還有剛剛被修繕的御史第牌樓等,都見證了村落的悠久文化和歷史。
村內(nèi)一座“念館”舊址,如今只剩下一塊年代久遠的石碑,但村民仍然不舍得將它丟棄。所謂“念館”,就是古代的私塾。
一個老村民說,不管是種田的農(nóng)民還是村里鄉(xiāng)紳,都有一個不成文的共識:子孫必須讀書識字。“惟有讀書高”在這里是百年不破的真諦,這一傳統(tǒng)代代相傳。
家風 砸鍋賣鐵也要多讀書
在秧田村,有著300多年滄桑歷史的羅氏老槽門依舊巍然矗立。秧田村有三分之二的村民姓“羅”,羅氏家訓被掛在老槽門醒目的位置,其中有一句就是“敬師長,信朋友,力耕種,勤誦讀”。
作為秧田村的第一位女博士,屈婷認為,1984年出生的她與弟弟兩人并無特殊稟賦。家境一般,父母外出打工的時候便剩下姐弟倆在家,作為“留守兒童”,姐弟倆卻找到了奮發(fā)向上的動力,“每次父母走的時候都會說,砸鍋賣鐵也要讓你們多讀書”。
秧田村博士墻
激勵 不比掙錢多只比學習好
在秧田村里,一面“博士墻”格外醒目。墻上掛著村里考出去的博士生照片和簡介,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哈佛大學……這些都成為孩子們學習的榜樣。
作為一名從事42年英語教學的一線教師,陳永流對秧田村的“秘籍”這樣總結:一是榜樣的示范和帶動作用。二是村里讀書的氛圍好,對教育很重視。每年考取本科的學生都能從村里獲得400元的獎勵。
在古淵頭村的文化禮堂內(nèi),“勵志墻”上一一記錄了這些考出去的學子:李祝霞,中國科學院院士,博導;李杏放,博導;李偉戎,博士;李余明,博士……博士、教授、大學生的名單滿滿寫了一墻。
“別人攀比有錢,我們村只比讀書,哪家掙錢多不讓人眼紅,誰家孩子成績好最讓大家羨慕。”洼里村的老校長彭錫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