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白居易在其《寒食野望吟》中寫道：“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壘壘春草綠。”“風吹曠野紙錢飛”一句正是唐代清明時節(jié)燒紙錢祭奠古人的真實寫照。“燒錢”作為中國人文化生活中的“紙夸富宴”，反映的“不是一種宗教，不是一種信仰，不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而是一種總體的文化形態(tài)和物質精神”。

人類的喪葬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xiàn)象，凝聚著古老的信仰和原始的心理，是一個社會對靈魂、鬼神、冥世、來生等觀念的綜合反映。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對身后之事的看重，自古以來都被作為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大事�？鬃釉凇墩撜Z·為政》中曾提及喪葬的重要性：“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中華喪葬習俗所使用的各種“明器”中，“紙錢”是最為普遍又最經久不息的，廣泛存在于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時至今日仍被大量使用。“紙錢”，又稱為陰錢、寓錢、擬錢，是一種外形類似于真實貨幣的祭祀品。紙錢的功用，大致可以概括為祀鬼和敬神兩種，人們借此行為來與鬼神世界取得溝通。如同陽間的貨幣一樣，紙錢是陰間使用的有價證券。“燒錢”是陽間的人借著祭祀行為，將陰間的專用貨幣送給特定的神祇、祖先或鬼魂使用的一種宗教行為。此一民俗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反映了世俗對“幽冥世界”的普遍信仰以及托庇于祖先的心理。盡管燒錢常被指為浪費、淫邪，且曾被官方禁止，但這一民間傳統(tǒng)依然長久不衰。將燒錢作為民俗學現(xiàn)象的學界研究一直存在不足，“紙錢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中國和西方共同的研究盲點：在中國是因為太熟悉，而在西方則是因為太陌生”。

美國人類學家、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柏樺新著《燒錢：中國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質精神》一書，從當代生活世界入手檢視了這一習俗，探究“燒錢”在傳說和歷史中的起源、古今社會形態(tài)中的角色、文化邏輯以及與中國乃至世界上其他習俗的關系，并提出了有關它價值本質的宏大的人類學問題。作者綜合使用了田野民族志、歷史文獻、民間故事等多種材料，并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結構主義、現(xiàn)象學等理論的基礎上，對“燒錢”這一傳統(tǒng)作了獨到、細致的分析。

燒錢的緣起和流行

一般認為：紙錢作為一種風俗物象，其出現(xiàn)不會早于紙張的發(fā)明。追尋其源頭，柏樺認為，“紙錢最早起源于儒家注重儀式的傳統(tǒng)”，儒家經典《禮記》“對這一習俗的記載，雖然時間上要比官方紙的發(fā)明早幾百年”，卻有著對紙錢的“終極神圣性假定。”孔子認為：“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認為也。”也就是說，孔子認為非實體存在處于一個與活人不同的感知世界中，這種感知世界也有其自身的需要，無論是活著的生命還是已經埋葬的死者魂魄亦或者是與實體分離出的靈，都有不同的感知需要，也就需要不同的供奉方式�！抖Y記》中，有兩種類型的陪葬品是被認可的，一種是最初由活人使用，但最后被廢棄的器物：“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另一種則是不能用于活人的東西的復制品（明器）：“為明器者知葬道矣，備物而不可用，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柏樺認為《禮記》雖然沒有明確的提及紙質的祭祀器物，但“其一直堅持依靠感知方式的不同將器物分類，這成為紙錢習俗的自明公理”。

東漢時期，紙張開始用在喪葬儀式上。紙被放在了墳墓前，用于替代金屬貨幣。紙錢的出現(xiàn)與紙張的改進者蔡倫密切相關，民間流傳著兩則與蔡倫造紙相關的附會故事。有一則是說蔡倫在初造紙時，技術尚未成熟，紙張粗糙，為了促進紙的銷售，蔡倫與妻子密謀讓自己詐死，再由他的夫人焚燒剪裁的紙錢給已赴陰間的蔡倫。當鬼使對蔡倫索賄刁難之時，紙錢以陰間貨幣的形式從天而降，從而買通鬼使，蔡倫得以還陽。另一則故事則是與蔡倫的哥哥蔡莫有關。蔡莫的妻子慧娘看到蔡倫造紙賺錢，就逼著蔡莫跟蔡倫學習造紙。一年后，他們覺得技術掌握的差不多了，就背著弟弟偷偷開辦了一家造紙廠，可是生產出來的紙質量不佳，又黃又粗糙，賣不出去，大量堆積�；勰镉捎趦染�，急火攻心昏死過去了。蔡莫禁不住痛哭起來，把積存的一捆捆黃紙在靈前燒了。不久之后，慧娘重新活過來，告訴蔡莫說：“陽間有錢通四海，陰間用紙做買賣；不是丈夫把紙燒，誰還肯放我回來。”慧娘活過來后，蔡莫造的粗紙被當做紙錢賣得很好。

柏樺認為，漢唐之間，對紙錢習俗的型塑起到關鍵作用的是“佛教的興起和印刷技術的進步”。印刷術使佛教的經典和符咒可以在民眾中廣為傳播，這是紙錢出現(xiàn)的主要動力�，F(xiàn)存最早記載“紙錢”的典籍是成書于公元7世紀的佛教文本——《法苑珠林》。其中有一個故事是通神的靈媒向民眾解釋在供奉祖宗時，“對鬼魂有用的東西和對活人有用的東西是不一樣的。黃金和絲綢是唯一可以在兩者之間共用的東西，但如果是仿制品則有特殊的用途。因此我們必須用黃色的錫箔紙來制作黃金，用紙來制作絲綢，這樣的東西會比其他東西更值錢”。除此之外，民間還廣泛流傳著“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在故事中，涇河龍王因犯天條要被魏征處斬，找到唐太宗求情。結果魏征在夢中斬殺了龍王，龍王到冥界狀告唐太宗，就有了李世民夢游地府的一幕，太宗在游歷地府的途中被鬼魂勒索，于是借了開封相良存在冥界的紙錢，才最終還陽。為此，唐太宗興建大相國寺來感謝相良。這些故事無疑都是紙錢產生并廣泛在民間使用之后的附會，卻體現(xiàn)了佛教與紙錢的緊密關系。

《燒錢》

（美）柏樺 /著

袁劍 /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9年3月

根據柏樺的研究，“紙錢的流行與紙幣（真的錢幣）的出現(xiàn)處于同一時期，都是唐宋商業(yè)革命的一部分。”由于紙幣替代金屬貨幣，也就讓紙幣有了價值，與紙幣外貌相似的紙錢也隨著紙幣的制作工藝逐漸成熟起來，成為“與信托文件和遠距離商貿發(fā)展的意識形態(tài)上的對應物”。雖然到了明清時期，紙幣不再受到官府的青睞，用于靈界的紙錢反而在全國延續(xù)、流行起來，并且從宋朝一直延續(xù)到今天，成為一種被廣泛認可的“想象性經濟”。

當然，紙錢之所以能流行，被學界更為廣泛接受的一種看法是“普羅大眾對他們喪葬花銷的一種節(jié)省行為”。這種節(jié)省行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是儒家所倡導的葬禮節(jié)儉思想的體現(xiàn)�？鬃釉凇抖Y記》中已經強調了獻給死者的隨葬品要降低級別或者用常見的原料，或者是用泥土、稻草等其他相對便宜的原材料制成按比縮小的復制品。到了宋代，朱熹的《朱子家禮》一書明確對民眾喪葬的祭品尺寸和規(guī)格作了規(guī)定：“玄六纁四，各長丈八尺，主人奉置柩旁，再拜稽顙。在位者皆哭盡哀。家貧或不能具此數，則玄纁各一可也。其余金玉寶玩并不得入壙，以為亡者之累。”雖然朱熹的《家禮》并未提及紙錢，但生活在朱熹前一個世紀的邵雍在儒學節(jié)儉文化的倡導下，春、秋季祭祀祖先時便會燒紙錢。此外，南宋孝宗趙昚在祭祀祖先時也燒紙。就普通民眾而言，受限于貧困的經濟狀況，在祭祀祖先或者祈求神靈時也只能通過“燒紙錢”這種較為經濟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精神愿望。

此外，燒紙錢之所以盛行，在柏樺看來還有一個原因是“紙錢推動了一種奢侈精神，允許發(fā)起一場無限制的儀式，他們可以在供奉過程中通過焚燒來彰顯自己。”中國傳統(tǒng)社會受訓于儒家節(jié)儉的文化，國家一直有禁奢的傳統(tǒng)。禁奢是割裂和區(qū)分個人社會階層和官方階序的主要形式，這尤其體現(xiàn)在禮儀和儀式場景中，最為突出的就是葬禮和建筑物的規(guī)制�！抖Y儀》就記載道：“淫祀無福”。唐宋以后，隨著商業(yè)的發(fā)展，商人群體日益富裕，他們對國家的這種強制性限制十分不滿，“紙錢習俗成為解除”這一限制的重要手段，紙錢習俗成為對禁奢令的雙重諷刺。一方面以紙錢作為祭品具備揮霍的精神，這一精神的實現(xiàn)也引發(fā)了現(xiàn)實社會中真實的花銷；另一方面，焚燒紙錢這種行為，終究是在“燒紙”，在這種意義上，官方也無法將其定義為奢侈。“紙錢成為一般民眾跟那些將各個階層與一般民眾區(qū)分的帝國秩序進行博弈時所下的越發(fā)重要的賭注”。

燒錢背后的“人性”和“社會性”

柏樺認為“燒紙錢”在中國喪葬儀式中扮演著必要角色，其背后具有符號的人性、社會性價值意義。有五種物品經常出現(xiàn)在祭祀儀式中：食物、香、蠟燭、紙錢、鞭炮。在燒錢的過程中，這五種物質會被升華為五種感官體驗和知覺效果，包括食物到來的味覺、香帶來的嗅覺、蠟燭帶來的視覺、紙錢帶來的觸覺和鞭炮帶來的聽覺。每一種知覺都觸發(fā)和指示著更高的感官秩序：食物代表了生命、香代表了欲望、蠟燭代表了時空、鞭炮代表了時空、紙錢代表了制作和準備中的勞作。這些更高級的感官直覺使宇宙的和有機的最終合并到一起，世俗物質也在火光和禱告中向“感知、給養(yǎng)和價值的宇宙神秘的意義提升”。而人類也通過燒錢這一儀式，把人置于世界萬物之中，使用手來進行生產，通過對火的控制來升華俗物，最終借助于神靈最終實現(xiàn)自身的目的。在這一轉化中，我們用“具有人類價值的、充滿快樂初始價值和敬神價值意味的人造物”來供奉神鬼，這些人造物同時也造就了我們自身的人性。

在中國古代，“燒紙錢”這一行為雖然看似是一種個人行徑，但其背后卻與整個國家存在著物質上和教化上的雙重關系。紙錢的制造與銷售是一個商業(yè)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生產轉入流通而進入地方和區(qū)域的集市，再上行到帝國的征收、盤剝機構”形成了一個社會經濟的“金錢紐帶”。這種紐帶關系促進了唐宋以來的市民文化和商品經濟的發(fā)展，讓傳統(tǒng)的封建統(tǒng)治者既愛又恨：一方面“燒錢”促進了王朝財政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封建統(tǒng)治以農為本的基礎。除此之外，“燒錢”作為一種流行儀式，不僅反映了生產力，還反映了生產關系根植于常人生活世界的文化形態(tài)之中。通過“燒錢”，封建王朝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對普通大眾進行文明教化，并將其生活世界神秘化，即柏樺所說的“燒紙錢是大眾參與到統(tǒng)治者們的帝國奉天承運的宇宙秩序的神秘與魅化過程中的與眾方式”，體現(xiàn)了“國民財富性和儀式性的相互混合。”

柏樺在研究中認為“燒錢”這一過程包含著四種價值：“交換價值”、“符號價值”、“精神價值”、“使用價值”。這也是人們通過“紙錢”體現(xiàn)獻祭、犧牲的過程。在中國封建王朝以前的夏商時代，獻祭、犧牲主要是通過犧牲奴隸、戰(zhàn)俘的生命來實現(xiàn)的。春秋戰(zhàn)國之后，這種野蠻行為逐漸被使用木質或者陶制偶像來實現(xiàn)。到紙錢出現(xiàn)后，人類的勞動成為犧牲的另一種形式。“活兒”這一概念反映了體力的付出和工作的貢獻，意味著“生活、生命、生計還有勞作”，從這種意義上講，人以付出制作紙錢的“活兒”，向神鬼做出了獻祭和犧牲。柏樺將這種“在傳統(tǒng)中國人的生活世界中，被占用、被剝削的勞動體現(xiàn)在各種儀式的實踐中，更直觀的表現(xiàn)為對統(tǒng)治生活世界的神靈的犧牲”，成為“神秘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紙錢通過燃燒，將它的“交換價值”和“符號價值”轉換為“精神價值”，這一系列的獻祭行為最終實現(xiàn)紙錢的“使用價值”。

自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逐步走在了“實現(xiàn)資本密集型工業(yè)化”的道路上。歐美傳統(tǒng)經驗表明，經濟現(xiàn)代化的目的是“促進公民社會和實現(xiàn)現(xiàn)實世界的發(fā)展、避免巫術和宗教的成分”。然而燒錢這一習俗卻逐漸融入現(xiàn)代經濟并出現(xiàn)了一些變化，其主要表現(xiàn)在兩點：一是紙錢的生產和經銷已經變成現(xiàn)代經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紙錢的外型、范式發(fā)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包含了對現(xiàn)代銀行和政府債券的仿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紙錢習俗或多或少與中國歷史形態(tài)的轉型有著同步性。

正如柏樺所說：“紙錢是人類創(chuàng)造技藝的展現(xiàn)”，與近代歐洲強調人類本質的自然屬性不同，“紙錢”更多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人性”和“仁”的觀念，而紙錢所傳達的圖像、文字信息以及其儀式行為所承載的中華文明因素也隨著歷史的發(fā)展不斷進行重新塑造。